中國式城市化一個"早熟兒童"的擔當與煎熬【3】

　　中國與拉美：都市化的共同挑戰及“同中之異”

　　同屬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國的城市化與拉美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如農業負擔沉重、工業化程度低、城市基礎設施和管理落后、人口多而素質低等，也有共同要面對的重大挑戰，即如何適應和融入席卷全球的都市化進程。與人口流動相對勻速、分布相對均衡的歐美城市化不同，都市化的突出特點有兩方面：在國家和區域范圍內，是資源、人口、財產、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生活方式、審美觀念的“大城市化”﹔在國際和洲際范圍內，是以歐美模式為主導的“國際大都市化”，把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寶貴的人才、資源和資本席卷一空。也可以說，拉美城市化在本質上是一種“被都市化”，隨著辛苦積累的各種資源嚴重流失，固有的城鄉差別、城市之間的差別、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趨突出，城市化道路異常艱難、風險巨大。

　　首先，城市人口迅速增長，超出了城市的承受極限。1950年，拉美地區的城市化率為41.6%，到了1980年，這個數值迅速飆升到65.6%，接近了當時歐洲的城市化水平。盡管聯合國曾有一項調查表明，一些國家對此憂心忡忡，甚至出台相關措施，希望使城市化的節奏慢下來，但實際上根本做不到。到了2000年，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主要國家的城市人口，分別佔到本國總人口的89.6%、79.9%和75.4%，其中，最突出的是烏拉圭，高達93.7%，遠遠超過了歐美。中國盡管沒有拉美快，但也速度驚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城市化率過去說是10.6%，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據是7.3%，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城市化率仍低於18%。但隨著21世紀的到來，這個數值由2000年的36.09%，迅速飆升到2011年的51.27%，年均增長速度超過1.5%，相當於每年新增2000多萬城市人口。據國外學者的一個測算，中國城市化率年均增長一個百分點，就需要年新增住房3-4億平方米，建設用地1800平方公裡，生活用水14億立方米。在短期內激增的城市人口，遠遠超過了城市的承載極限，這是中國和拉美一樣，每個城市都人滿為患、資源與服務短缺、城市超負荷運轉的直接原因。

　　其次，大城市人口迅速擴張，不利於國家和區域的協調發展。這主要是“被都市化”產生的后遺症。都市化的顯著特點是人口向大都市集中，與歐美那種相對自然的發展進化不同，被各種外力操縱的“被都市化”，本身就是拉美國家無法預測和控制的。這直接表現為“城市首位度”居高不下。城市社會學使用這個概念，本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最大城市與第二大城市的人口數值比。但實際上，由於人口集聚與資源集聚的密不可分，所以城市首位度也間接顯示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特別是優質資源的分布狀況。比值越低，表明人口與資源分布越均衡，意味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化平穩有序，問題和后遺症比較少。學界一般認為，城市首位度小於2%比較正常。歐美國家大都如此，如美國紐約、意大利首都羅馬、澳大利亞首都悉尼的首位度分別為1.7%、1.6%和1.2%。與之相比，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的首位度是8.6%，秘魯首都利馬是13.1%，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是11.5%，后者還集中了全國37.3%的人口。在中國，城市資源不均衡的現象也比較突出。以科研資源為例，首都北京擁有28%的國家重點實驗室，32%的國家工程研究中心，45%的國家重大科學工程，30%的國家重點學科，41%的國家基礎研究項目，32%的863計劃項目，35%的科技攻關計劃。此外還有673位兩院院士，佔到全國的一半以上。以區域中心城市為例，安徽全省99%的博士、63%的科技人員、58%的科研經費和70%以上的專利都集中在合肥。當時媒體在披露后一數據時，用了“充滿生機的合肥”的題目，但是整個安徽呢？過度集中，不僅導致了人口與資源的極大浪費，也剝奪了其他城市發展的空間和可能。

　　三是貧困和貧富差距增大，城市社會問題和危機四伏。一方面，由於工業基礎薄弱，缺少必要的物質條件支撐，拉美地區的貧困化現象在城市化進程中不降反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指標是失業率。有關統計表明，1995年，拉美地區的公開失業率為7.3%，到了2003年，上升到10.7％，城市失業總人數超過了1670萬人。由失業導致的貧困問題，是拉美各種社會問題和危機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用來進行城市建設和提供公共服務。由於自身的“造血”能力與經濟發展不足，拉美城市化的另一顯著特點是嚴重依賴外資。而西方援助的真面目是西方操縱，往往伴隨著資源掠奪、政治干預和文化侵略，加劇了拉美國家城市發展的風險和不穩定性。多年來的統計表明，拉美國家的平均償債率已超過20％，一旦借不到錢或資金外逃，就會出現“債務危機”，並引發通貨膨脹等一系列連鎖反應，嚴重影響這些國家的城市化進程。與之相比，中國也存在著城鄉和城市內部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如亞洲開發銀行《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曾指出“環京津地區目前存在大規模的貧困帶”，在北京和天津這兩個國際大都市四周，環繞著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272.6萬貧困人口。 但如果仔細分析，會發現中國與拉美模式有本質不同：

　　首先，國家體制不同導致了不同的城市化道路。盡管在現代國家制度建設上都面臨著改革和創新的艱巨任務，但與拉美在國體和政體上深受西方影響，頻繁出現政局不穩和社會動蕩，城市化明顯缺乏國家戰略設計及政策延續性相比，改革開放的基本戰略和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城市化最根本的政治和制度保障。由於國體獨立自主和政體穩定有序，中國才有可能推出西部大開發、新農村建設等國家層面的城市化戰略和政策，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異和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

　　其次，經濟基礎不同導致了應對城市挑戰能力的不同。作為傳統的農業國家和地區，中國和拉美在快速城市化中出現各種問題甚至危機在所難免。如與拉美失業率居高不下相對，中國也有約1.3億的“農民工”及家屬，在工作和生活條件上 仍處於“半城市化”階段。但兩者也有根本性的差異，嚴重依賴、依附西方的拉美模式，本質上是一種“舉債城市化”，並深陷入“國家性貧困”中。由於缺乏足夠的財力物力，對城市化挑戰目前往往束手無策。在改革開放中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不僅編織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網，近十年來也使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了1.8倍。盡管未來城市化的壓力依然巨大，但外界普遍認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仍可持續十年以上，所以對中國的城市化仍可樂觀其成。

　　再次，是主流文化不同導致了應對西方文化策略和能力的不同。人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人的精神和價值觀念最終決定了城市的未來。在拉美國家和地區，由於殖民時代對本土傳統文化的毀滅性解構和“轉基因”式的重建，向往並盲目模仿西方生活方式成為主流文化。中國20世紀以來固然也深受歐風美雨的侵染和影響，但在不斷強大的中國政治和經濟的交互作用下，關於中國話語的文化意識和中國風格的國家形象已充分覺醒，特別是明確提出的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成為中國城市化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軟實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