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城市化一個"早熟兒童"的擔當與煎熬【4】

　　超越歐美與拉美：一個早熟兒童的擔當與煎熬

　　在研究古代的希臘和東方社會時，馬克思曾提出一個著名的比喻，希臘是人類的“正常的兒童”，而中國是個“早熟的兒童”。時至今日，這個比喻依舊生動、准確、深刻。

　　和正常的兒童相比，由於缺乏必要的條件與環境，早熟的兒童一般會吃很多苦，也有很多美夢被壓抑或破滅。但另一方面，痛苦和坎坷的早期經驗，也送給早熟的兒童一筆巨大的人生財富，就是充分鍛煉、砥礪了他的思想和意志，能夠在任何惡劣的條件和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和早產的兒童相比，兩者相似之處很多，在身體和心理上都有內傷和隱痛，但與早產的兒童對外界依賴成性、始終無法真正長大成人相反，依靠個人后天的努力和奮斗，彌補先天的不足和缺陷，是每一個早熟的兒童最突出的特征。既有相當強壯的“身體”，也有不甘示弱的“靈魂”，早熟的兒童大都具備“可堪大任”的基才本素質，這就是古人說的“寒門出貴子”，《紅燈記》中唱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在城市化方面，也是如此。和拉美一樣，中國城市化的很多歷史條件並不具備，常常面臨被各種問題和障礙壓垮的危險。但不同的是，拉美城市在對外部的習慣性屈從中，逐漸養成了卑微軟弱的性格。中國則勇於擺脫歐美的約束和羈絆，通過頑強的努力和不懈的奮斗，不斷克服由於早熟帶來的虛弱和恐懼，獨立自主，走出一條特色鮮明的國家發展道路，同時也不斷積累經驗，建構著中國城市化內涵和形象。關鍵在於，在付出了高昂學費之后，敢不敢、有沒有意志和足夠的膽識走出歐美的陰影。在新型城鎮化已成為國家重大戰略的今天，這個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與歐美城市化不同，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構成了推進中國城市發展的核心機制。在經濟自由主義的弊端在全球范圍內日益凸顯的當下，由政府和市場共同主導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具有容易控制和發展更均衡的優點。與拉美模式相比，盡管兩者共同面臨著城市過度化和城市病的巨大挑戰，但同樣由於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不同，我國在解決城鄉二元矛盾、城市內部貧富差距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獨特和行之有效的政策與戰略體系。

　　由此可知，中國城市不僅在邏輯上迥異於西方的假設和推理，也走出了一條和拉美國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

　　但是，早熟的兒童也有早熟的問題與弱點，有些歷史階段也是不可能完全超越的。所以我們不僅有大量的課要補，前面也會繼續有很多的失敗和痛苦。在不同的場合，我經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中國城市化有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和捷徑？我給的回答隻有兩字，就是“煎熬”。意思是說，每個人都要做好煎熬、甚至長期煎熬的准備。盡管中國的城市化已人口過半，城鎮化戰略清晰而堅定，但由於資源有限、人口眾多，時間緊迫和世界局勢復雜，中國是不可能很舒服地走完這一歷史必經階段，所以，我們不僅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物質條件准備，還要有打硬仗和付出重大代價的准備和預案。

　　但另一方面，對中國城市化也不須持悲觀態度。正如所有唱衰中國經濟的西方人都犯了致命錯誤一樣，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作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它的城市化也一定是光明美好的，既不會受制於人，也不會屈從於自然的局限。有人還會問：要煎熬到什麼時候呀？我不是預言家，但如果一定要說，我估計至少還要三十年左右。為什麼？因為2050年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節點。可以設想，那時，人口相對少了很多，隨之是資源壓力的減少﹔而科技水平繼續發展，解決了更多的生活資料矛盾﹔更重要的是，在中國道路和模式的總體背景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上了更高的台階，人的素質有了極大提高……一切就會從根本上好轉。

　　最后還想說的是，著名學者張光直在研究青銅時代時曾指出，與西方那種斷裂式的發展不同，中國文明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持續性的文明，而且是一種代表了“大多數”的模式。這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早熟兒童的“天賦”和“命”，比起普通人，早熟者往往想得比較多，憂患比較多，責任感更突出，因而，他所選擇的，就很可能是在所有道路中最好的一條。

　　不僅過去如此，今天依然是這樣。與西方城市化的“率性而為”和“不計后果”，與拉美城市化的“依賴症”和“喪失自我”相比，中國城市化從一開始就考慮得比較仔細，顧及的層次和關系繁多，因而我們民族建構的中國式城市化模式，理應是人類城市化所有可能的道路中“最好的那一條”。有了這樣一個模式，我們就可以自信，與悲觀的西方人把城市看作是一場注定要失敗的戰爭相反，中國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發展的未來。但道路的方向剛剛確定，偉大的藍圖剛開始描繪，其中還有很多的問題和矛盾，這同樣需要幾代人好好地思考和探索。躬逢其時，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