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城市化一個"早熟兒童"的擔當與煎熬

　　劉士林 博士、教授、博導，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副院長，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兼任教育部《中國都市化進程年度報告》負責人、《中國城市科學》集刊主編，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行政文化委員會理事、中華美學學會理事、上海市民俗文化學會副會長等。

　　上海地標建筑——上海環球金融中心

　　巴西裡約熱內盧摩天大廈群

　　十七世紀的歐洲街景

　　去年11月9日，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等新的目標和要求。11月2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表示，“我國未來幾十年最大的發展潛力在城鎮化”。12月4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並將城鎮化列入新一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這些緊鑼密鼓的頂層設計、政策信息和戰略部署，使近年來備受關注的中國城市化問題愈加凸顯。

　　但另一方面，我們對中國城市化的特點、規律、戰略和路徑等基礎問題的研究和思考卻相對不足，由此導致的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各種“非驢非馬”西方城市理論與評價標准在當下大行其道，使中國城市飽受了“忽悠”和“折騰”之苦。而實際上，正如鄧小平把中國的現代化命名為“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的城市化也可稱為“中國式城市化”。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城市，不僅在邏輯上迥異於西方理論的假設和推理，在現實中也走出了一條和世界其他國家很不相同的道路和模式。現在到了該認真總結經驗和確立中國城市發展自信的時候了。

　　歐美與拉美：“正常的兒子”與“早產的兒子”

　　古代城市化進程緩慢，水平很低，姑且擱置不論。現在通常所說的城市化，主要是指現代城市化進程。現代城市化進程源起於歐洲工業革命，又被恩格斯稱為“得天獨厚”、“沒有中世紀的廢墟擋路”的美國承襲和發揚，歐美模式是現代城市化的主要代表，同時也是當今世界城市化的主流。城市化率高、城市化與工業化同步發展、主要由市場主導，是歐美城市化的主要特點。

　　20世紀以來，原本主要屬於農業社會的拉美地區，在歐美影響下形成了另一種城市化模式，起點低而速度快、機械模仿歐美模式、城市化過度——即由城市人口增長和城市經濟發展失衡而導致的各種城市問題和危機，是拉美城市化進程的主要特點。各界普遍認為，這個模式很失敗，所以又稱“拉美陷阱”。城市擁擠不堪、貧富分化加劇、生活環境惡化、失業與犯罪率居高不下、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嚴重短缺等“城市病”，使拉美城市至今無法自拔。同時，這些問題在非洲、亞洲等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是很值得研究和關注的一種模式。

　　把這兩種城市化模式相比較，可得出一個基本判斷：歐美模式是個“正常的孩子”，而拉美模式是個“早產的孩子”。始於工業革命的歐美城市化，盡管曾出現過“羊吃人”的圈地運動、恩格斯曾認真研究的倫敦住宅問題、美國作家德萊賽揭示的“農村人在城裡變壞”等，但從總體上看，正如城市社會學家所說，歐美在進行城市化時，本國人口相當稀少，經濟增長足以維持全部人口的生活水平。但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卻遠沒有這麼幸運。歐美城市化具有自然發育成長的特點，在起步階段，除了有工業革命積累的物質條件，也有意識形態方面的現代性變革，為歐美的城市化創造了歷史條件和社會氛圍，社會學家曾特地指出：歐美的城市化盡管隻有一兩百年的歷史，但實際上推進這個進程的社會結構已培育了數百年，這是歐美城市化穩步展開和循序漸進的另一重要原因。與之相比，拉美模式主要是人工刺激和西方誘導的結果，很多內在條件和外部積累都不成熟、不充分，特別是這個進程速度太快，超過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城市經濟發展的速度，甚至也超過了城市自然環境和城市人的精神心理承受能力，所以最終難免是畸形的和病態的。

　　退一步說，如果拉美能夠像歐美那樣，有充足的時間，自然而然地城市化，就不會有什麼“拉美陷阱”。歐美模式最大的啟示是，較為成功地保持了各個階段、各個部分的適度緊張與平衡，如同我們今天在很多歐洲國家所見，城市內部十分平靜，很多建筑幾百年如一日，城市和農村之間和平共處，城鄉生態環境良好。而拉美這個“早產兒”的最大教訓是，大城市鋼筋水泥林立，傳統空間文脈一片狼藉，農村則是土地、水和空氣嚴重污染，農業經濟凋敝，很多村庄嚴重“空心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迅猛發展，既深受歐風美雨的影響，同時與拉美城市也有相似的跡象。那麼，中國的城市化究竟是重復歐美模式，是在重蹈拉美陷阱的覆轍，還是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新路，是今天特別需要研究和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