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不確定性：社會精英必不可少【2】

化解不確定性：社會精英必不可少

彭曉芸：剛才吳老師講的社會焦慮其實它更多是基於不確定性的焦慮，如果說咱們這個空氣污染的問題，咱們食品安全，像這幾天奶粉事件，大家也是非常的焦慮，那這種焦慮它是通過具體的事情呈現出來，但其實更主要的就是說如何去化解這些社會問題的預期，他比較迷茫，他沒有一個時間表，如果我們有一個時間表的話，知道這個問題在未來的多少時間內是可以。

劉戈：人類社會從來沒有時間表。

吳強：當我們在討論改革的話語，轉換到社會進步的話語的時候，我們已經發現其中是包含著一種精英的轉換，當我們在八十年代談改革的時候，實際上我們指的是政治集團內部的精英，在推動，在發動大眾，推動改革，但是當我們現在談社會進步的時候，就像剛才劉老師所談的，比如說從十九世紀末就開始的美國的社會進步運動，他恰恰不是由政治精英內部來擬定一個社會改革的方案、綱領，他恰恰是由社會精英本身來推動，也就是說在政治精英之外，由社會精英來推動。

劉戈：它是個社會運動。

吳強：它是個社會運動，由社會精英來推動。那麼在這個情況下，我剛才開始就談了我的焦慮，我的焦慮是什麼呢？社會精英第一他缺乏足夠的自我的認知，缺乏足夠的勇氣。

彭曉芸：他能否承載這麼樣一個使命。

吳強：來推動，來承載這個歷史的使命，因為當政治精英他所推動改革已經讓人失望，甚至已經失敗之后，社會精英到底能不能擔負起這樣的一種使命，推動社會進步呢？這是我第一個擔心。

彭曉芸：而且這個社會精英在哪裡，你要指的是哪些人，其實這個都是有爭議的。

吳強：是，這就是我第二個關心的問題。社會精英到底能否真正的成為社會精英，他是否有足夠的階級支持，比如說城市中產階級的支持，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力量來推動、來響應社會精英的這麼一個號召，比如說來解決奶粉問題，來解決霧霾問題，現在我們看到這些具體的問題，為什麼公眾有這樣一種焦慮，有一種絕望感，有一種放棄感。

彭曉芸：他看不到有力的行動。

吳強：當社會精英提出問題之后，他們看不到有可能的解決的方案，不相信說質監局真的就能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劉戈：不可能。

吳強：看不到啊。

劉戈：因為現在我是覺得呢，現在大家還是有一種急躁的情緒。

彭曉芸：急躁，不耐心了。

劉戈：很多人希望開出來藥方，但是你要相信，很多東西它就是需要一個長時間的解決，你說空氣污染問題他到底是一個什麼問題，是由於官員不作為導致的這樣一個問題嗎？它本質上就是一個發展自然帶來的問題，如果說現在沒有污染到這個時候，城市裡頭去限制工廠的開工，限制工廠煙囪冒煙，工廠能干嗎，政府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嗎？

彭曉芸：這可能就是一個發展和生態的問題了，因為中國一直在爭議中國模式。

劉戈：你看所有的國家走過的歷程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為什麼？日本人聰明不聰明？日本人他的政治體制好不好？但是在西方走過了這個過程以后，在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日本的污染駭人聽聞。

彭曉芸：包括英國倫敦什麼這些。

劉戈：對，你說我們中國人你就能夠聰明到那種程度，你就能夠弄出來一幫人，最后就算出來了說什麼時候北京的大氣污染會達到現在這個程度，然后我預先我就預防了？

彭曉芸：還有呢公眾他可能就是期待說，難道我們還要像其他國家那樣，要走那麼長的歷程嗎，我們有沒有條件，汲取他們的經驗以后，把歷程縮短一點。

劉戈：我們縮短了，我們已經很短了，我們就是因為太短了。

吳強：我們完全有條件來縮短這個進程，而且完全有責任來縮短這個進程，因為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跟日本在五十年代情況不一樣，跟美英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情況也不一樣，換句話說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個必須立即縮短所謂先污染、后治理的這麼一個模式。我們現在已經發展到世界經濟總量第二，馬上就要成為第一的這麼一個巨大的經濟體，也是巨大的一個排放體，我們如果說再不急剎車，再放任這麼一種污染，一種粗放式的經濟增長下去的話，不是說中國人承受不了，北京市民承受不了，而是整個地球承受不了。

劉戈：中國人要不要過城市人的體面日子，如果你的說法說中國人現在必須要過原來的農耕社會，那我同意你的觀點，但是中國人民答應不答應，中國最近二十年，能源的使用要比整個經濟的發展速度慢一半，現在整個的排放量比全世界就是人均GDP的排放量，下降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那麼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就是說我們不要開車，我們騎自行車，我們冬天的時候我們不要取暖，我們肯定能達到這樣一個情況。我們肯定能過上一個沒有污染，藍色天空這樣的一個日子，但是可能嗎？

彭曉芸：我看出來了，兩位老師在這個問題上，在這個能否，我們人口能否用更快的速度不要在痛苦的階段裡面掙扎太久，在這個問題上兩位老師是有分歧的。

吳強：有分歧。

劉戈：所以的話對改革的方向我就是說，對於這個事情到底怎麼認識，現在的話我們社會在一個桌子上頭，都會產生高度的分歧。

彭曉芸：問題現在最難的就是尋找最大公約數的辦法在哪裡，我們不是講立場，我們講辦法在哪裡。

吳強：辦法是無法通過尋求最大公約數來達到的，換句話說，每個人都是特殊的，具有一種特殊性，每個人的生活道路，他的生活方式，它的價值觀，他的個性，他的性格都有巨大的差異，在這麼一種情況下，尋求最大公約數，所謂的求和，某種意義上講是不可能的。

比如說我剛才談到的，環保的問題，那這個在過去三十年、四十年前，他就是由少數的社會精英所提出來的一個具有普世性的一種價值觀，然后逐漸的把它通過環保運動，把它推廣到全世界，慢慢的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價值理念。

劉戈：但是他肯定不是憑空的。

吳強：他不是公約數。

劉戈：就是你說的這種精英的理念，他不是憑空產生的，它一定是因為有了整個社會的危害，那你比如說對於整個環保的理念的話，其實大家公認的是來自於就是雷切爾的那本叫《寂靜的春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這位美國女作家，她發現自己家鄉的春天，田地裡面的虫鳴沒有了，鳥鳴沒有了。

彭曉芸：咱們現在這裡是太陽沒有了，星星沒有了。但是這個可能跟中國的整個的體制也有關系，比方說中國的官員，他更多的動力在於GDP，我這個地方的基礎建設，因為這些是在他的任期內可見的，對他的升遷是有幫助的。如果是要去治理的話，比方說嚴格控制污染的話，他其實這方面的動力是不足的，包括生態補償，生態補償是我現在拿錢出去買未來，買藍天。

劉戈：現在矛盾矛盾的復雜性在裡面。如果沒有社會的高度共識，比如說北京市地方政府，現在要搬遷有可能產生污染的企業，而且很多是小企業、微型企業、民營企業，我把你們關了，因為你們污染環境，最后得到的聲音是什麼？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輿論會是一個什麼樣的輿論，你憑什麼去關了人家，整個社會對你的行政行為，最后產生的反彈是什麼。

什麼情況能形成共識呢？就是說所有的人都受到危害的時候，這個時候才能形成社會共識。

彭曉芸：就像馬雲講的，隻有當空氣污染了之后，我特別高興，因為空氣很難有特供了。

劉戈：這個時候形成了社會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