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不確定性：社會精英必不可少【5】

焦慮蔓延到中產：是危機也是動力

彭曉芸：這個話題又繞回去了，繞到我們關於市場，這兩位的分析我看短期內是不可能解決的。那回到我們更關心的問題，就是說，剛剛講到的這個，你如何去尋找你有力的支持，因為你找不到這個支持的時候，很可能你就是一個短期行為，投機行為，甚至是說我放棄改變當前的一些現狀，我只是去尋找我自己的辦法，我個人的辦法，比方說這種托別人在國外寄奶粉，這是非常個體化的做法，而且他是不可持續的。

劉戈：所以我有時候有點疑惑，為什麼我每次一回到北京我就焦慮了，然后我一到下面採訪的時候，然后一回到我的親戚朋友裡面的話，我就一點也不焦慮，他們也不焦慮。所以這個焦慮是知識分子在中產階級這樣的一個大城市裡面的一個特殊現象，不是一個全國人民都焦慮，沒有的，沒有那麼焦慮。

彭曉芸：那您覺得出租車司機，還有保姆、鐘點工，他們焦慮嗎？

劉戈：他們如果進到大城市裡頭會受到應該，現在除了這十幾個特大型城市裡面的中產階級，其他人民生活的沒有我們這麼焦慮，這種焦慮相對而言他是一種大城市病，他是一個社會發展到這個程度，人群從自己的家鄉隔離，然后進入到一個城市裡面，然后在這個發展階段也是必經的一個過程。所以這種焦慮，你一定把他變成一個中國目前這種情況下一個特殊情況，我仍然不同意。

吳強：不是的，這種焦慮恰恰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潛在的社會力量的體現，當焦慮化諸為行動，他就成為我們真正的社會力量，那麼政客就會被這樣一種深度調查，被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扒糞運動”所代理，所代表，他需要來講，因為他發現他面對的不再是所謂的潛在的社會，他面對的是真實的社會的力量，社會的不滿，那他政客必須為此做出回應，現在我們面臨的隻不過是在這個階段的前階段。那麼北京、上海、廣州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焦慮呢？恰恰是中國發展的結果。

彭曉芸：社會情緒的這種焦慮他當然也可以成為一種動力，就成為進步的動力，當然剛才我們判斷不同的就是說這個焦慮的程度到底有多大，他范圍有多廣。

劉戈：這是現代化的焦慮。

彭曉芸：但這種現代性的焦慮就是全球化的了，它就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你在東京生活，你也會非常焦慮，這個就是普遍性的。那我們可能更急迫的還是要去想中國的問題有哪些可能是差異化的，差異化的這部分可能是我們先要去克服的。

劉戈：對，所以我特別想談到的就是說，目前來說我們所面臨的城鎮化的核心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城鎮化的核心問題是人的統一，是人的城鎮化，而不是說我們再蓋多少房子，再造多少基礎設施建設。

彭曉芸：人的城鎮化其實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劉戈：就是說要進城，進了城以后，他就不再被稱為農民工了，然后整個社會在目前的話，我們形成的一個高度的貧富分化，這種分化既有市場的一部分原因，比如說對於資金、資本和技術其他方面，管理水平的使用，人的聰明程度造成的。但是更多的話是由於制度造成的，那在這麼多年的時間裡面，我們這個國家，全世界僅有的還在實行城鄉二元社會制度。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你的公正從何談起，所以的話我覺得隨著社會進步，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那麼這個過程的話，這個時候就不是雙贏了，那麼這個時候，就是這個國家裡面現有的既得利益的社會階層需要把它彌合，來為整個貧富差距縮小，能夠做出努力。

這個現在是最核心的，最難啃的骨頭，因為一旦觸動這個利益，這個利益是一個巨大的身體，也就是說這個利益當我們在作為知識分子，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我們以為我們是站在大眾的一邊，但是在討論到具體的問題，比如說房子的事，稅收，或者其他問題的時候，你會發現大部分知識分子站在有錢人和官員的一邊的，這些問題的復雜性和矛盾性。

彭曉芸：這個就是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還有商業精英，資本精英的一個結盟。

劉戈：所以為什麼我們的問題最后討論來討論去，我們會發現是雞同鴨講，也就是說你在這個問題上，你在一個虛無縹渺的，有關民主進步社會的情況下，我們每一個人可以義憤填膺，然后我們都可以有共同的去向。但是，具體的問題，利益進行分割的時候，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是站在利益集團一邊的。所以所謂下一步我們的社會，公正社會的進步，那就是說怎麼樣能夠達成共識。

就是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這兩天新出的20%的個人所得稅，現在網上所有的知識分子，所有的中產階級全在罵。

中產階層就是說，你每一個人以為在說起來的時候都是我是中產階層，別人是權貴階層，每一個人在說起來都談到我是清醒者，別人是體制，誰是體制？

彭曉芸：如果從價值上來講，從社會公正來講，其實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的一種手段，但是一旦說到自己頭上的時候，大家態度都會有一些微妙的變化。

吳強：對，問題就在這裡，20%的稅並不是天經地義的，幾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一刀切的統一的稅率，就像我們現在所聽說的，每一筆稿費收20%，都砍掉。

劉戈：個人所得稅是不是天經地義吧。

吳強：我每個月的工資收入也是20%都砍掉。

劉戈：您說的是個人稅制的問題。

吳強：對，我考慮稅制問題，在這種情況下，20%一刀切，這當然會引起所有人的不滿。

劉戈：但是我們討論的問題不是。那我們現在不收20%，就是我們說8%，16.5%，或者我們根據每一個人家庭的情況，我們來進行更合理的稅率，然后大家就會同意嗎？

吳強：當這個稅率的出台，稅種的出台是經過一個充分的討論，經過充分的民意代表的討論，那麼我相信任何反對都沒有意義的，隻有在這種政策，這種法令的一種合法性存在問題的情況下，反對才那麼被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