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不確定性：社會精英必不可少【3】

制度化吸納民意是兩會題中之意

彭曉芸：那這個時候可能社會精英他也已經意識到了，可能社會的企業家也意識到了。

劉戈：那麼他就覺得我沒辦法，我一個家具廠。

吳強：不是這樣，劉老師是相信市場能夠自己解決問題。

彭曉芸：自我調節。

吳強：但是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造成污染的原因，不是市場是有效的，恰恰市場是不完備的，這個市場是扭曲的市場。比如說大量的排放，無論是中小企業還是大型的國有企業，他們的排放，就是在一個市場不完備的情況下，才會產生的行為，也就是說他們產品的價格被壓低，他們可以不遵守現有的法律，以盡可能低的成本來生產，把他的房屋成本，控制污染的成本給拋棄掉了，產品最終降低價格。

劉戈：那能解決嗎？

吳強：市場不完備的情況下，受污染的侵害者在現在的司法體制下，無法通過一種內在於市場的司法體制，向這些侵權者索求賠償，任何的生產要素我們都發現存在這樣問題，包括勞動者也是在一種不完備的情況下，簽訂勞動契約，他的勞動保障條件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甚至他的退休金、養老金也不能完整的體現在他的勞動合同當中，我們看所謂的市場契約都是不完備的。

彭曉芸：劉老師他講的是技術方面如何解決，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社會情緒方面的，你覺得社會情緒需要到一個引爆點，就是大家共同意識到這個問題了，才是我們來解決問題的時候，吳老師的意思就是說未雨綢繆，他可能更認為我們的制度本身存在一些缺失。

劉戈：吳老師他指出了未來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方向，比如說如果我是一個受害者，那麼我通過舉証，最后可以把一家企業告倒，得到高額的賠償，像國外，有過很多這樣的先例，包括污染的問題，還有消費者保護的問題。比如說你這個東西把我燙傷了，那最后我通過訴訟，可以得到高額的賠償，通過這樣的一種制度安排，鼓勵那些受侵害的人，他們拿起法律武器，去捍衛自己的權利。

彭曉芸：剛才吳老師講到勞動者各方面的權益，這幾年有一個非常大的爭議就是為了保護勞動者，制訂了勞動合同法什麼的，有另外一種聲音就會認為說這些年來，最麻煩的就是勞動合同法。

劉戈：對，資本家肯定會，他們很討厭的。

彭曉芸：他們會頭疼，但是藍領階層，比如說我們一般的生產者存在一個問題就是說，他也在捍衛個人權益跟個人的生存發展空間之間也有矛盾的，富士康這些工人，他的生活權益，他到什麼時候他覺得我不願意加班，他在什麼時候他認為你們不讓我加班我難受。

吳強：當你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實際上是指的工人個人，他對抗的是一個雇主，一個強大的雇主。

彭曉芸：資本。

吳強：這種力量永遠是不對稱的，換句話說這不是一種平等的市場力量在討價還價，即便是有勞動合同法，也會有各種規避的投機的行為，一個是工人的個體，他也無法阻止自己的機會主義，他寧願多加班來增加工資，所以我現在最擔心就是這麼一種力量的缺失，作為一個工人他無法形成一個集體談判的力量。

彭曉芸：他沒有談判的資本。

吳強：對，我們談力量，力量一定是集體的力量。

劉戈：美國這一點我同意就是所謂的進步運動，雖然開始是自下而上的，但是最后一定是得到了總統的認可，他變成一個包括當年的羅斯福，他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者。

彭曉芸：他獲得了制度的這個推進。

劉戈：對，支持，因為在開始的時候，認識是不一樣的，他更多的站在資本方，大資本家一邊，很多的州會派出警察去鎮壓工人的運動，后來也會有一些總統，像羅斯福，他們這樣的所謂美國總統裡面的左派，那他就會更多的去支持工人，而且通過法律，支持、容忍工人的這和資本家的抗爭，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實際上所謂的社會運動，最終能夠變成一個國家制度上的轉型，需要有總統和國會的推動，最關鍵的就是最高領導者。

彭曉芸：其實就是說把民間個體的權益，以及他各個社群的利益，通過制度化的方式，納入到制度化的方式來推進，就像我們今天說開兩會，那兩會他在吸納民意方面，能起到什麼作用？他能不能把這種民間的焦慮情緒在兩會的議程設置上有所體現和回應，這個可能是我們評價兩會他到底能有多少成效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吳強：兩會作為一個機構設置，作為一個制度設置來講，他本來是民意當然的法定代表機關，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公眾對於各個民生問題的焦慮，實際上是反應在公眾和兩會的關系上面，也就是說擔心兩會，無法承擔反映民意、聚集民意的這麼一種重大的使命，兩會是不是一個有效的，民意的聚集的制度，這是讓所有公眾感到焦慮的。

彭曉芸：這就是尋找民意代表的社會進程，當然現在其實兩會也越來越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他也擔心我的議程設置，你看這個調查，居然98%的社會民意，我跟你之間是不是有鴻溝。

吳強：有落差。

彭曉芸：有沒有落差，這個可能是兩會現在他的一個議程設置方面最需要，可能最緊迫需要去考量的。

吳強：對。

彭曉芸：你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你能不能化解這些社會焦慮的情緒，因為可能公眾，設置包括社會經營也到了一個有點不耐心的階段。

現在社會焦慮的情緒可能需要各個渠道，各個管道的疏解，因為不僅僅說我在微博上尋找我的贊同者，我的聯盟，然后我進行一場，比方說對空氣污染我們做什麼事情，這個是一個方面，當然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兩會的議題他如何去回應這些問題，他能不能在議程設置上面跟他過去，因為過去有慣性，體制有慣性，他過去會提前就把議程設置好了，可能就沒有那麼快速的把這些民意吸納進來。那現在在互聯網時代，有一個公共輿論空間的時代，其實他有條件來吸納這些東西。

劉戈：其實不光是就我了解，因為我也多年採訪過兩會，在這個過程當中，尤其比如說政協委員的提案，政協的提案，他很多的提案，比如說像民主黨派的提案，是經歷過一年，甚至好幾年的這樣的一個他們自己的智囊、智庫，然后經過長時間的調研而形成的。那麼這樣的一些提案，還有很多我們吸納進來的知識分子、科學家、藝術家，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領域裡面，甚至對一些公共問題都有自己的了解。

彭曉芸：這個可能跟他們的身份，他們的社會身份，跟他們的來源有關系，不同的人，他可能就是代表著他所在這個群體他們的一些利益的訴求。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說，一次會議，一個提案肯定不解決問題，他是提出問題，可是后面解決問題的這個過程，其實他是回到了我們叫做社會運動也好，社會進步也好，就是回到了社會中間他需要社會給予他的支持和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