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輕姑娘跟媽媽一起在外僑居住區擺攤刺繡。（1948年5月，上海）

一位雜耍藝人在竹竿上表演平衡動作。（1948年5月，上海）

　　日子漫長而難熬，我們從日出干到午夜。伙食也很簡單，逮著什麼吃什麼，有時候就向街頭小販買些烤紅薯充飢。交通也很困難，我們隻能依賴美國空軍戰爭公積金項目提供的C-46和C-47型運輸機飛行。駕駛它們的則是些“老油條”。他們開起飛機來隨心所欲，經常出現一些把人嚇得毛骨悚然的險情。有一個家伙吹牛說，他醉的時候開飛機比清醒的時候開得好。所以，他經常在飛行前喝得醉醺醺的。運輸機其實就是空中貨車，我們隻能坐在一袋袋面粉、郵包或者裝著上千條三十毫米口徑機關槍子彈帶的木箱上。盡管如此，我們在旅途中付出的種種艱辛還是很值得的。在1948和1949這兩年，伯恩斯和羅恩小組在《生活》雜志上一直保持著版面佔有率的最高紀錄。

　　在中國，拍攝條件也是十分艱苦的。“滿洲”零度以下的嚴寒和華中、華南潮濕得令人窒息的氣候，對攝影器材造成了很大的損害，使它們常常難以安裝、難以正常操作。在上海，有一個來自歐洲的、無國籍的家伙知道如何拆裝攝影器材，可惜對於我帶去的祿萊(Rolleiflex)和康泰克斯(Contax)這兩種相機，他卻缺乏專業經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禱上帝保佑，讓我的攝影器材在成千上萬次暴露於惡劣氣候之后仍不散架。要知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我可是美國雜志派駐中國的、肩負著提供整個東南亞地區新聞這一艱巨重任的唯一攝影記者啊！我很清楚，自己的任務就是替所有的美國人充當他們在這一地區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