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世界娛樂中心。（1948年1月，上海）

　　繁忙的十字路口懸挂著巨幅廣告牌，畫面中的西方女郎在為銀行牌香煙作宣傳。（1948年1月，上海）

　　1946年，我開始以簽約的自由攝影師身份在洛杉磯工作，幾乎是看到什麼拍什麼。《生活》雜志社有時也會聘請一些尚無名氣的攝影師來拍攝一些大攝影家們不屑一顧的小題材。我正處於飢渴狀態，所以干得很起勁。六個月之后，我創了自由攝影師業績的紀錄，於是愉快地接受了到中國進行採訪的派遣，雖然並非毫無顧忌。一想到自己可能在這個重大題材的任務中失敗，我就寢食難安。在與《生活》雜志洛杉磯分部的頭頭杰克比爾伍德(Jack Beardwood)會面時，我真有點戰戰兢兢、惶惑不安。但他對我說：“如果《生活》雜志社認為你不能勝任此項使命，他們也不會選擇你。”盡管如此，在我的內心深處，仍然有一個聲音在發出自嘲：“OK，能干的家伙，你認為自己的確能干好它嗎？”

　　直到我在上海安頓下來之后，我才弄清楚，我的新聞報道范圍不僅包括諸如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場潰退之類的中國內戰的熱點新聞，還包括五六個東南亞國家的起義和暴動。我將與《生活》雜志上海局的負責人、記者羅伊羅恩(Roy Rowan)共同完成所有這些任務。給予我們鼓舞和動力的，是我們對未來的期待——我們總在期待一定能報道出一個獨一無二的新聞故事、一條能引起轟動的好新聞，一定能借此在競爭中打敗該地區的所有其他媒體。甚至，我們也許還可以得到更美好的結局——擊敗《生活》雜志的其他記者，佔據更多的版面。正是由於我們倆的完美追求和不懈努力，羅恩和我才能做到在任何一個我們去採訪的東南亞國家，都在新聞領域裡佔據著令人垂涎欲滴的領先地位。

　　五十年前的中國，真是個不好採訪的地方，尤其當你是個不懂漢語的外國人時。電話很不好使，好不容易撥通之后，你卻往往聽不清對方在說什麼。我們與所有人的溝通都必須通過翻譯來進行，而他們有時會自作主張地隨意更改問者的問題和答者的回答。無論他們曾受過多麼良好的教育，出於多麼真誠的善意，這些翻譯對於什麼是新聞，以及美國人對新聞會有何種反應，是毫無概念、一竅不通的。他們也根本不懂處理突發新聞的緊迫性。但不管怎麼說，這種種的困難，時刻都會面臨的各種危險，以及與妻子和我第一個兒子的分離，統統都讓位給用採訪到的紀實材料編制成各種新聞時所獲得的振奮及愉悅。摘選自《內戰結束的前夜：美國<生活>雜志記者鏡頭下的中國》 (美)杰克伯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