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婦女和兒童追逐著滿載棉花的卡車。（1948年3月，上海）

一位被懷疑偷了棉花的婦女正被搜身。（1948年3月，上海）

　　本書中有大部分照片並不屬於指定要我拍攝的范圍，它們也從未獲得刊登的機會。《生活》雜志的編輯們將它們棄之不用，也從不說明原因。而在我來說，我自己的目的隻不過是客觀地記錄下一個飽嘗戰爭之苦的民族，記錄他們極度艱難的日常生活。從1900年義和團起義到1947年的國內戰爭，這個國家的老百姓已被戰爭煎熬了將近半個世紀。然而這些記錄日常生活的照片卻被認為毫無新聞價值。對於它們的不獲出版，我懊惱萬分。但我很清楚，處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人們與處在上海的我，二者的觀點是不可能一致的。這畢竟是他們的雜志，不是我的。我隻管拍我的照片，而他們則隻管作他們的選擇。

　　在我和羅伊羅恩所作的現場採訪中，有過關於一群悲慘而頑強的窮人在上海沿河的碼頭區偷搶棉花的事件。這是一群從郊區逃到上海找工作的、一貧如洗、從沒受過教育的難民。我親眼看到這群人，男女老少大約四十多個，突然沖上一艘大貨船。那上面裝載著價值兩千萬美元的棉花，這是聯合國為了讓農村的窮人能穿上衣服而捐贈給中國的救援物資。人們不顧一切地沖到船上，扯開包裝袋，瘋狂地哄搶一簇簇的原棉，然后拿去與棉花販子換銅板。政府隻得把殘存的那點棉花裝到車上。實際上隻有很少的一部分救援物資能運到內地。我們所拍攝到的，是一個板著臉的警察逮住了一個農婦，並對另一個年輕女子進行搜身的過程。諸如此類的照片當然沒有反映什麼政治事件，隻不過記載了一些日常生活的景象而已，雜志社是不會刊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