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老三屆同學會內部反應也挺大的，支持的人很多，但也有人覺得小魯有點矯情，還有人提出，要站出來道歉的應該是當年打過人的學生，而不應該是他。”計三猛回憶起此事被公開后的情形。

　　8月24日，學者張鳴發表了一篇題為《對文革的深度反思需要懺悔和道歉》的文章。他寫道：“不止‘紅二代’，就是一般人，也往往在‘文革’中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或深或淺都是受害者，另一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參與過傷害別人……但是，不知怎麼一來，所有人突然之間都變成了受害者，偌大的一個民族，幾億人都在受害，而加害者隻有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這樣一來，一場持續十年、卷入幾億人的災難，除了幾個死掉和在監獄裡的人之外，在現實生活中，就沒有了加害者。”

　　採訪中，陳小魯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我是沒有打人，但我還是造反了，這一條我就錯了。你可以推脫，說那是大環境的錯，不是我的錯。這也對。但是這件事情就發生在八中啊，八中有1000多個學生，是每個人都造反了嗎？是每個人都去積極批斗老師了嗎？沒有啊。我也可以選擇不挑頭，但我還是參與了，而且是帶頭的呀！”

　　“他就講，正式道歉這個事情很重要，要盡快做。對那些身體不好走不動的老師，他想登門拜訪，一個個去看。”黃堅記得，在這件事成為輿論焦點后的第三天，陳小魯就和他們相約前往海澱區的陽台山老年公寓，那是當年的教育處主任李阿玲如今生活的地方。

　　“是小魯要來看我吧。”在電話裡，李阿玲似乎已經知道他們的來意。那一天，86歲的她很早就站在公寓門口等待自己的學生們。

　　“不要提道歉的事情，不怪你們。”滿頭銀發的李阿玲給陳小魯拉來一把椅子，讓他坐在自己的對面。

　　“老師對道歉看得很淡，也很寬容。”黃堅說，相比於“文革”時受過的苦，李阿玲似乎更願意回憶那些人性中的溫暖。有一次，李阿玲在校門口被一幫學生們圍住，結果一個老師遠遠趕過來喊，“你這個黑幫分子，還不趕快給我滾蛋！”接著，這個老師還騎著自行車在后面追她，“后來我才知道，其實他不是追我，而是想趕快到前面去攔7路汽車，讓我趕緊跑”。

　　知道學生們要來看自己，八中的老校長溫寒江也很高興。他89歲了，但交談起來仍然興致勃勃。隻有在偶爾提起那段舊時光時，他臉上的神採才整個兒黯淡下來，“音樂堂那次批判會之后，我被打了3個小時，很痛苦……”

　　這是一段很多人不願意再提及的往事了。批判會在中山公園的音樂堂裡舉行，參與者是來自“四、六、八中”的學生，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黑線人物”包括北京市教育局書記張文鬆、局長李晨以及幾個西城區重點中學的校領導。

　　作為這場批判會的組織者，陳小魯起初的想法很單純，“那時候要‘找題目’，總要找個事情搞一搞運動”，他原以為，“開批判會嘛，大不了就是喊喊口號”。

　　意外很快發生了。黃堅當時坐在音樂廳的最后一排，“突然一群學生就沖上了主席台，掄起皮帶就抽，看得我們膽戰心驚！”

　　“沒辦法了，擋不住的”，主席台上的陳小魯舉起紅衛兵的旗子，朝著那些沖上台的學生喊口號，“停下，把他們‘踏倒’在地！”

　　“連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嚴的口號。”提起那段往事，陳小魯唏噓不已。也正是在經歷這一幕之后，他的思想開始由“造反”轉向“保守”。

　　“那次批判會是我組織的，影響很壞，因此我想向您當面道歉。”陳小魯接過老校長的話茬，說出了那句埋在心裡很久的“對不起”。

　　“這不能怪你們，當時你們還是文明的。”溫寒江擺了擺手，平靜地說，“‘文革’中的錯誤不能簡單歸咎於哪個人，更不能由你們這些學生負責。”

　　黃堅舉起相機，拍下了師生和解的這一幕。照片裡的溫寒江的確已經老了，他的腰背開始彎曲，連眉毛都掉得很厲害。坐在他身邊的5個學生也不再年輕，他們中的三個人有了嚴重的謝頂，另外兩個人則已滿頭白發。像很多這個年紀的老年人一樣，他們開始耳背，有時會聽不清對方的講話。

　　幾天后，黃堅把當時的情形整理成文發在了老三屆同學會的博客上。不久前，他剛被診斷出患有胸膜炎，每天要吃幾十粒藥，但他還是把大部分時間放在了張羅這些事上。

　　“你看到了，再不道歉，我們就都太老了。”他說。

(責編：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