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說，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老師，對不起后人和歷史”

　　在10月7日的道歉會之前，陳小魯接到一個《紐約時報》女記者打來的電話。

　　“陳先生，我曾經採訪過你的父親，他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電話那頭的聲音已經不再年輕。

　　幾天后，這名70多歲的老記者如願見到了陳毅的兒子、也已經年近70的陳小魯。

　　“那時我很幼稚。”她告訴陳小魯，自己是澳大利亞人，當時是一名左派大學生，1967年她慕名來到中國，並在陳毅兼任外交部長期間，得到過他的親自接見。在中國的時候，她也穿軍大衣、戴紅袖章，打著紅旗到處參觀。

　　這種歷史戲劇性同樣存在於陳小魯身上。一個曾與他在“文革”期間有過通信往來的學者認為，“陳小魯的這種政治態度和立場代表了一批人，特別是代表了那批在‘文革’初期最早響應毛澤東號召起來‘造反’，又最早對發動‘文革’表示懷疑直至否定的人們。”

　　1971年“9.13林彪墜機”事件是陳小魯思想轉變過程中的又一個節點。“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為什麼還要造反？他干嘛呀？吃飽了撐的？”陳小魯有了一個解不開的“思想疙瘩”。

　　1975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興起，作為沈陽軍區最年輕的團政治部主任，陳小魯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批鄧”。出乎很多人意料，他給岳父粟裕寫了一封信申請調動。“道不同不相與謀”，他在信裡寫道。

　　“之前我不知道自己錯，但那時候不是了，搞這一套我自己心裡頭接受不了。”陳小魯說，從那時開始他已經“不想再說違心的話了”。某種意義上，這種性格部分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軌跡乃至精神世界。1991年，他與體制告別，下海經商，自稱“無上級個人”。及至今天，這種民間身份則間接幫助他可以選擇公開向歷史低頭致歉。

　　“已經47年了，將近半個世紀，經歷了風風雨雨，開始一步步反思，當時覺得‘文革’是政治錯誤，后來發現它的根本問題在於違憲。”10月7日，坐在茶社會議室的紅色沙發上聊起這些時，陳小魯顯得憂心忡忡。他開始主動談論當下，反復提及“反日游行裡那些砸車打同胞的年輕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經消除了？類似的東西會不會再發生？很難說。”

　　“就像帕金森病一樣。”陳小魯拿起擺在面前的杯子，“如果今天拿個杯子打碎了，你可以說是失誤是走神，但如果你每次都打碎，那一定是你存在問題，不正視，怎麼解決？”

　　陳小魯看重反思，卻反感輿論“將道歉者崇高化”，“每個人都是在書寫自己的歷史，這只是我的個人選擇而已。道歉就高尚，不道歉就不高尚？我不認為是這樣。真正的反思不見得非要道歉。我相信，那段經歷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

　　在眾多接受採訪的當事人裡，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秘書長郝新平對那段狂熱的歲月印象深刻。1966年8月18日，作為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北京實驗中學）的紅衛兵代表之一，她曾在天安門城樓上獲得了毛澤東的接見。而就在那次接見的13天之前，這個北京市最著名女校的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學生打死，成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個遇難的校領導。那一天，郝新平親眼看見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車上”。

　　2011年，500多名校友自發捐款為卞仲耘立了一尊銅像。“也有同學私下裡向還在世的校領導道過歉，但打人者都背著很重的包袱，到現在也沒有人敢於站出來為此公開道歉，所以我看到小魯的事后很受觸動，我們這一代人，應該給社會歷史一個交代。”郝新平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自己曾經發短信詢問陳小魯關於公開道歉的事。

　　很快她就收到陳的回復：“遺忘是人類的天性，九零后有幾人了解這段歷史？我們不說，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老師，對不起后人和歷史。”

　　“我挺希望他們能了解那段歷史，哪怕知道我們八中曾有過這麼一段黑暗的時期也行”

　　像很多六七十歲年紀的人一樣，當這些老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談論著身體近況、老年公寓以及北京的霧霾天氣。只是在一些特別的時候，他們的對話裡才會透露出這場聚會的不同之處。比如，當他們分成兩排落座時，忽然有一個老人問起另一個老人：“咦，我是不是教過你？”

　　47年后，老師不再像是老師，學生也不再像是學生。他們的年齡之和已經超過1500歲，而相互之間的年齡界限卻不再那麼分明，白發、老年斑以及日漸鬆動的牙齒同時在他們的身上顯示著歲月的力量。

(責編：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