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编写核准”背后的谜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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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说】

“我再怎么执笔也是打工的”

记者了解到，在北京，一些一线教师实际上早已经参与到教材的编写工作中，但是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让他们有一种“带着枷锁跳舞”的感觉。

北京四中的特级语文老师顾德希从1982年开始参与人教社的教材编写，是四套中学语文教材的主要执笔人，又几十年在教学一线，对语文教学的沉疴有深刻的把握。然而对于教材的编写，他有不少苦衷：“我再怎么执笔，也是打工的。老板是人教社。他们按照教育部指示办，行政色彩很重。新的大纲下来了，要素质教育，课程改革，教材就跟着变。其实无非是换几篇课文，有时候也没换。”很长一段时间，顾德希只能在自己的课堂上零敲碎打地小改良，大动作很难实施。

“有经验的老师抛开课本教学生”

一线教师对于教材的不认同导致了一些奇特的现象。北京市陈经纶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王大绩告诉记者，对于近年一直遭到诟病的语文教材问题，他已经“不会和教材较劲”，他向记者透露了一个“业内秘密”，“不少有经验的语文老师采取的方法是，并不依赖教材，有些名师甚至完全抛开课本，按照自己的一套语文教学体系进行，重点是在教学生，而不是教课本。”他认为，目前的语文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有距离，“虽然编写教材有一线教师参与，但是主体还是行政主管部门和大学中文系的专家，行政官员选文章的重点在于意识形态，中文系专家看重的是文学史，他们并不了解中学生的语文教育的特点，其实中学语文不需要多高深和专业，它教给学生的无非是：生活、语言和思维。”

“提高教学水平而不依赖教材”

北京十五中的一名资深语文老师也证实了这种情况，“教材改了很多版本，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我们能做的，只能是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好的文章重点讲详细讲，不好的文章根本不涉及，根据学生的需求给他们提供更大的阅读学习空间，而不依赖教材中选择的这些篇目。”四中有语文名师，精通古典文学，自己给学生开出学习的古文课程，放弃教材，也一度引发争议。

【教师编教材】

试验版尝“新”引发轩然大波

正是由于这种状况，北京一些优秀老师萌发了自己编套教材的想法，在教材改革的进程中，2007年北京的教材改革曾经做出过大胆的尝试，试用的北京版语文教材一度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它的主编群体正是具有多年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们，四中老师顾德希担任主编。

据顾德希介绍，最初是2002年左右，当时教材改革刚放开，他和一些老师就萌生了一个意愿，想在北京市搞一套思路不同于人教版的语文教材，大家“志同道合”，出于个人的兴趣，带着一种“玩票”的想法参与进来。2006年，刚好赶上北京市教委要选用两套高中语文教材，这个项目通过了评审，这个教材的试验版本最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在北京市少数几个学校试教。这版教材的“新”体现在增加了不少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作品，包括海子、余华、铁凝、贾平凹、阿城等中青年诗人、作家作品，甚至金庸作品也入选阅读篇目，这在北京市使用的语文教材中还是第一次。

“我们是敲鼓的，别人定音儿”

参与这套教材编写的王大绩老师告诉记者，这版教材虽然有所创新，但是在媒体质疑和行政部门的干预下，其编写主旨仍有与中学教学相背离之处，“虽然不少老师参与了编写，但是我们是敲鼓的，别人定音儿，最终的决定权不在我们手里。”王老师不无遗憾。

最终的决定权依然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记者了解到，虽然此次教材编写核准取消，但并不意味着教育部对教材的完全放权，以前教材编写过程，简单而言，主要是立项核准——送审——修改——试验——选用，现在已经取消了核准，但是一本教材能否被选用还要过审定关。

对此，储朝晖研究员表示，这次的改革他认为“还不够放权”：“教材审定应该组建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机构，由专业委员会或者专业学术团体来执行。”他表示，这种教材编审模式在国外已经相当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