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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改变不了环境就等待机会 我不做改革牺牲品【2】

2013年05月27日17:21来源:央视字号:

摘要:柳传志谈到中国改革和企业发展时表示,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陈伟鸿:现在在社会上,您看到什么事儿会让您特别紧张或者是焦虑?

柳传志:我看见有一个段子,手机上传的,我觉得倒还挺形象,一个女的在街上,钱包被人偷了,大声喊,小偷偷东西了,一个人没理她,她一喊警察打人了,大家全都过来了,哪儿是警察,都这劲头,其实这是真实的表现,就是很多事不公平。同样的基础条件,都要比后台,比背景,这种情况就变得很普遍,就是公权私用,然后就是像贪腐等等,这些潜规则,有点快变成了不是潜规则了。

陈伟鸿:所以当种种的社会矛盾或者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集中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对改革是寄予了更大的厚望了。

柳传志:一个就是像咱们《物权法》里面私有财产是不是能得到保护,在法律法规面前是不是真能都一样,这些东西都是这些民营企业家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如果你说这些问题不能够很好解决,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发展企业,谁也不会太安心去做。

陈伟鸿:我们愿意看到变革,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动乱。

柳传志:因为有很多年轻朋友,他觉得恨不得乱起来怎么样,他们真的是不知厉害。《一九四二》那个电影拍完以后,看的人挺少,当时我看完那电影,半天我都没站起来,因为我确实见过或者感受过中国那种情况是怎么着的,真要过那样的日子,那老百姓谁也受不了,我们希望怎么办呢?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平稳地改革。

陈伟鸿:现在我都会提到说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我们面临的这种挑战到底是什么?

柳传志:你比如说,像国务院、政府精简机构的问题,现在确实有点机构的庞大,它不仅是要花更多的钱给人发工资,而是确实人多越添乱,真的是,我说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1983年,就是我在办公司以前,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干部局,最长最多的时间是干嘛呢?你都想象不到,不是去调研跟所里面谈话,更多时间是给中组部报这个名单和文,为什么呢?当时中组部的要求是科学院的所有的所长和党委书记,都要报中组部批,报他们的时候,就是要每个字标点符号都不能错,那个时候还没有今天的打印这些做法,所以全得手写,写错了就得重写再抄,花了大量的时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就在那干了一年,我就坚决不干了,我回来要办公司了,实际上就是可能精简机构本身会能够使效率更提高,让市场的力量更多的发挥。

但这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精简机构的话减下去那些人,往哪分流,他们手里边现在都有职有权等等,所以这就是改革的深水区了,假定把它全都砍掉的话及只是堵没有疏的过程,这事能做成吗?我们有点担心。

陈伟鸿:当时跟现在的整个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包括企业生存的条件也不一样,如果回过头来总结说,联想的成长跟改革之间的关系,您会怎么来总结这样的一种关系?

柳传志:联想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改革的环境中,不停地适应环境,当大环境合适,我们就努力发展,当大环境不适合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给自己创造一个小环境,咱们小环境也不行,我就待着不动了,我绝不越过红线,绝不越过雷池,这样才能保住命。

陈伟鸿:这个跟您说到的那句话,我可能会软弱,但是我绝不摇摆,是不是一脉相承?

柳传志:差不多,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也不敢。这就是软弱的地方,不摇摆的地方就是说永远知道不会做那个,有的人做的那个事,当时很勇敢,他觉得不怕死,实际上是他不知死,不知死跟不怕死是不一样的,谭嗣同革命失败被抓,然后说,杀了我,快哉快哉,我豁出去了,我知道这结果,那叫不怕死。不知死的人是不知厉害,一弄完了就怂,我是经历过各种情况,我知道死,我怕死,所以我就软弱了,但是就绝不做过头的事,这就是软弱不摇摆的意思。

陈伟鸿:那是一个充满了喜悦,也充满了悲伤,充满了坚定,充满了乐观,当然也充满了苦恼和愤懑的一个时代。而企业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毫无疑问,也把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我请各位看几张照片。

1984年,这是当时的联想的一个雏形,20万元十来个人,就掀开了联想最初创业的篇章,从那一刻开始,很多人都在猜,联想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一家公司,他们的未来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我们不妨一起走回到历史的长河当中去。

解说: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政策的变化与企业家命运息息相关,从1981年开始,每隔3到5年,中国必有一次政策变化,每次整治的对象都是民营企业。1985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专业户今天的“怕”,提出专业户最怕的就是政策改变。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柳传志却要做着自己的企业梦想,他借用计算所的血缘关系搞起了企业,但他不甘心做贸易,更重要的要自己生产计算机。上个世纪80年代,在国内生产计算机首先要获得生产许可证,联想作为体制外的企业,根本就无法获得,那是一个计划和市场还在争论的年代,那是一个企业凭着条子生存的年代,那是一个规则还没有建立的时代。联想并不甘心只做贸易,下定决心要做生产商,柳传志选择突围,采取了被他称作为“拐大弯”的方式。

1988年1月,柳传志来到了香港,他要在这个没有计划的城市成立一家公司,为生产个人电脑做资金、技术和市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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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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