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陈伟鸿：今天这个短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风华正茂的柳传志先生出现在我们眼前了，那个年代所有的批文，所有的条子，那是最热门的商品，但你们当时没有。

柳传志：国家不给我们指标，我就在香港办了一个生产小作坊。

陈伟鸿：曲线救国。

柳传志：在台湾那地方，这个作坊干吗呢，就是专门生产主机板，因为我原来是计算所出身，我们有这个技术，于是我从国内就带去了一些同事，年轻的工程师在那儿，这主机板生产完了以后，研制完了以后，小批量生产以后，就拿到了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展会上去展览，在展览的时候，众多的摊位上，竟然我们国家的电子部的考察人员到那里看，看见了一个摊位，竟然还说普通话。

陈伟鸿：他们觉得很意外吧。

柳传志：很意外，非常意外，而且一打听，怎么是个香港公司，原来闹了半天，我们是被逼到香港去的，后来回去以后，就给了我们国内的生产许可证，虽然台数很少，比如一年给我们两千台，但毕竟就是说允许你在国内生产了。你要买元器件从哪买呢？你其实，又与你没有进出口的批文等等，一个就是买走私品，一个就是买正规产品，就是不走私的，你发现什么，根本就没有不走私的。

陈伟鸿：那怎么办在那一刻，你怎么做抉择？

柳传志：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你要是坚决做一个非常干净的公司，不走私，那公司就真的就别半了，我们再后来内部研究了半天，就决定画了五颗星，一颗星是一点不走私的，五颗星就是纯走私的。

陈伟鸿：中间有一些过度阶段。

柳传志：三颗星是什么呢？三颗星就是你买的是走私的东西，但是我的手续健全，发票所有东西证明我没走私，别人买走的，我不知道，后来我们就选择第三条路，三颗星，三颗星就是你利润上，你要把走私的那份谁爱干什么干什么，跟我无关，他们把那份利润拿走，我就是按这个钱买回来，我做我的电脑，我就赚这份钱，这个就比较安全，我们就是做的这样的事。这种事弄不好也会出娄子。

陈伟鸿：你可能都挑战了当时政策的一种底线，才能够完成联想最初成立或者说成长的这种梦想。

柳传志：其实，各位在座的朋友，是不是有做企业，或者MBA准备将来做企业的，其实都可以这么去想，实际上，当你把你的目标定下来以后，你要想想，实现你这个目标中间有没有死扣，就是根本不能完成的事，或者是冒着红线以外的事，如果没有的话，在当时那种法制法规不明确的情况下，实际上确实是你可以通过各种迂回曲折的手段，是能达到目的的。

陈伟鸿：您在那儿碰到过什么麻烦吗？

柳传志：碰到的最大的麻烦就是，当我们决定，我刚到香港先做AST(美国虹志电脑)的代理，当下决心要做生产的时候，我们是买了一个香港的小的有生产能力的公司，然后就准备要参加拉斯维加斯的展览，先参加一个汉诺威的展览。

陈伟鸿：工业展。

柳传志：在参加这个展览的时候，要多少钱呢？大概要一百万美元，连买下这个公司，同时预备好生产的环节，当时北京联想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然后我就拿北京联想全体东西做抵押，再加上科学院帮我再去努点力，我借到了一百万美元，连自己的钱，借到了一百万美元，就把这一百万美元打给了香港的负责人，是个香港总经理，香港人吕谭平，到了大概就在6月2日、3日前后，我跟他开会协调了解情况的时候一问出事了。

陈伟鸿：出什么事了？

柳传志：就是离预定计划差远了，根本就赶不上汉诺威那个展览，在电话里边，我听对话，吕谭平的副总叫吴礼益，他们给我解释说，他们为了买一个便宜的波峰焊炉，因为这里面最大的一个环节就是波峰焊鲁，花了多少多少时间，说了很多，顿时我就火了，因为他们真的是，对这工作程序太不明白了，你比如说我五个环节，你每个环节就是70分，波峰焊炉差点你这东西就能出来，你波峰焊鲁买的再便宜，再好，你100分，别的环节是20分，没做呢，你就完了，就是6月4号的第二天，到香港去，不要让他们任何人知道我来，不让他们接我，不要到机场，你知道为什么吗？

陈伟鸿：你怕走漏风声是吗？

柳传志：不是，没什么走漏风声的问题，因为这火气非发出来不可，你不说他们不知道厉害，你要在机场，你见了面，我跟你照样握手微笑，我不说，到第二天，全体人员开会的时候，我到那时候再跟他发火，再说，这不太象话。

陈伟鸿：这很奇怪。

柳传志：这人不挺阴吗，这算什么，如果在那发完火，第二天就没法发火了，没法发火教育不了员工，所以这话那天就甭见面，第二天就组织开了会，没几个董事，然后就是高层骨干的会，一共几十人开会，开会的时候，上去话茬就不善，我就说，主要就是讲你们知道我们做出这板子是为了参加汉诺威展览的，如果要是参加不上的话，现金流就断了，现金流断了这公司就完了，而这钱哪儿来的呢？一百万美元是我用国内的全体员工的辛苦劳动，再加担保和借贷来的，这一百万真没了，我就应该跳楼，我说现在我就是个跳楼的人，跳楼的人说话，所有人都得听，而且不能光听还不算，我得问你们问题，你们就得回答，你们就得以这种心情对待我，你想那气氛，现在大家听着像好听一样，当时那个气氛实际上是充满了火药味。

陈伟鸿：整个会议室，我估计鸦雀无声那个时候。

柳传志：那当然，拉开了就这架式，然后再检查工作，再怎么怎么做，香港人他是总经理，我是董事长，表面工资，我们当时定工资是定了两万多港币，我比他大概多一千块钱，但实际上我大概实际是只拿了三千元钱，两千多元钱的生活费，其它我都交还给北京联想，交还给国内，我们这儿这都是自觉行为。因为这就是，当一个公司小的时候，你真的负责人，你多干少得，你自然就有威信。

陈伟鸿：咱就有底气。

柳传志：有底气，而且我确实做所有的事，全都是为了公司，所以就没有什么。像这种事，当时一急，头就大了，后来果然这个产品还是暗示到了汉诺威，在汉诺威没有被发现，当年是到了拉斯维加斯的展览会上，才被发现的，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