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鸿：那在联想成立的初期，可能你常常要被这样不规范的一些市场做法所击跨。

柳传志：所打击，没垮。

陈伟鸿：我用错了词，这个打击的程度是不是还是挺大的，因为跟你的理想，实在是有太大的距离了。

柳传志：打击的程度就是原来我的秘书叫宁旻，跟了我很多年，我在1999年的时候，我跟他曾经研究过一次，每年都几乎有一次到两次要死要活的事，我说的就是要死要活就是能让你公司受到要死的那种感觉。

陈伟鸿：总在濒临边缘。

柳传志：总有一次两次非常严重的事情会发生。但是确实是，这点好处就是我定死了，我就是坚决要做，从来没动摇过。

陈伟鸿：其实在那个年代，你是不是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和环境抗争之上。

柳传志：我们由于在香港拿到了总代理权以后，国内的电脑就会卖得特别好，那一年，我们就跟我们的销售部经理就签了一个合同，你们卖了多少，利润多少以后将会奖金提成是多少，结果卖完了以后结果发现到年底的时候就是大丰收，利润特别高。

陈伟鸿：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柳传志：我们经理叫金开贵，老金光他一个人的奖金就有6400多元，6400多元那是1988年，当时的麻烦规定什么呢？国家的规定是奖金如果超过了你三个月的月工资以上的部分要交300%的奖金税，整个部门里边一算下来光奖金税我们大概就要交六、七十万，就等于快把我们这一年的利润的一大块就交出去了。

陈伟鸿：那怎么办？一边是你的承诺，一边是政策的规定。

柳传志：是，是，是，我们开会研究，大概就是三条道路，一个就是把奖金发给大家，把税也交了，来年流动资金很紧张，还干不干了，要不咱们解散得了，把钱全分了，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跟大家说，都是老同志了。

陈伟鸿：让他们发扬风格是吗？

柳传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这句话是我在农场的时候一听这话就紧张，大家你们猜为什么吗？

陈伟鸿：就知道情况有变。

柳传志：我在农场劳动的时候那是1968年，插秧，一望无际的大稻田在广东的珠海农场，夏天，插秧那叫苦那叫累，解放军连长动员，跟大家说前面就这一片，大概还有20亩，全连一块上，咱们插完，插完立刻回去休息，大家就努力插，插完了到头了坐下总算可以回去休息了，连长又宣布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前面还有20亩，真是这样，这话多次听，听完了以后就紧张，你想我要跟大家伙说这话，马上说完以后后面这员工，都是老同志真的就威信全无。

陈伟鸿：对，你也无法面对他们。

柳传志：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拿那个支票去换取现金不入账，悄悄把钱一发，税务局不知道就完了，但是我们研究了半天，我们还是选择第三条道路，就是拿支票换现金就发了，谁知道没弄好，这事一年不到就东窗事发了，事发的原因换钱那个单位他那出毛病了，人家查账把我们一块给查出来了，查出来了以后就受到科学院上级部门的警告。

陈伟鸿：通报批评是吧。

柳传志：警告我说然后那时候那就罚了我们九万多元钱的款，我们年年那时候利润增加得很快，下去九万多元钱那就不算什么了，而受到警告也不惭愧，为什么？因为这法本身就不合适，过了一、两年后来就改成了现在的这种税法了，这样一改的话它就不正常了所以当时那种所谓奖金的法根本就不合理。

陈伟鸿：下面我想介绍一位我们媒体同行，来自《中国企业家》的何伊凡。

何伊凡：(《中国企业家》执行总编)：联想实际上是登上我们《中国企业家杂志》最多的一家公司，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联想的封面？因为我们感觉联想就像一本不断出续集的书一样，每当你把这本书你觉得翻到最后一页，你把这本书看完了，你会发现最后一行写上且看下回分解，所以它不断出续集。

陈伟鸿：总有好戏在后头是吧？

何伊凡：然后柳总又是写上最后一行字的人，就是写且看下回分解的人，他给你很多不确定性，他所说的软弱其实是一个加引号的软弱。

陈伟鸿：对柳总来说软弱只是一个传说。

何伊凡：对，软弱背后是什么呢？软弱的背后是清醒，柳总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所以在几个重大的转折的关头他都做出了最明智的，最优的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