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模式与生物安全

很多年以前，陈伯伦去过澳大利亚考察养鸡业，可是他最终连鸡场都没能进去。他说，国外的养鸡场一般都设在离开人烟很远的地方，不允许外人随便进入。参观者只被允许在50米以外的地方远看和拍照。

对养鸡场来说，人是最大的污染源。秦卓明说，最规范的隔离措施是，在进入鸡场前工作人员要洗澡、换消毒衣。如果不是鸡场工作人员，还需要隔离几天才允许进入。但国内的养鸡场往往无法做到这么严格。

按照养禽业总结的规律，疫病的流行与两个密度有关。秦卓明解释说，中国的养鸡场主要集中在几个地区，如山东、河南、广东等。与20年前相比，养鸡场在这些地方的分布密度翻了20多倍。在理论上，鸡场分布的密度每增加一倍，发生疫病的几率要扩大四倍。动物传染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秀梵指出，很多规模化的养殖企业被周边的庭院式养殖包围，生物安全措施防不胜防，疫病传入的风险很大。

秦卓明提到的另一个“密度”是指养禽场内禽类分布的密度。据他介绍，以前，一栋鸡舍最多养1万只鸡，现在动辄就是十万余只。如果是放养的土鸡，鸡还能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而绝大部分肉鸡，终生都在鸡舍或笼子里度过，它们的平均居住面积只有0.067平方米——即每平方米就有15只鸡。而国外在高密度饲养环境下，则采取“强通风、远隔离”等措施，使病原体的浓度达不到致病的程度，养鸡效率仍然很高。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鸭与鹅的养殖同样是构成养禽业的重要部分。比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养鸭国；而中国首次被鉴定出来的禽流感病毒就是从广东病死的家鹅体内发现的高致病性H5N1病毒，它又被称为“广东鹅”毒株。实际上，与养鸡业相比，养鸭业的情况更令人担忧，这是因为，作为禽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带病毒的鸭子本身很少发病，因而禽流感防控措施也很难在鸭场得以很好的实行。

在水泽密布的中国南方，“猪鸡鸭鹅—鱼塘”的混合养殖模式仍很普遍：在池塘边建一个鸭圈，靠鸭子的粪便来养鱼，旁边再养一些鸡，用鸡粪来喂猪。在养鸭的问题上，陈化兰与陈伯伦的看法一致：这种传统的养殖模式暗藏了最大的风险，使得禽流感病毒极有可能在不同物种间轮转，从而最终获得感染人的能力。

世界粮农组织将养殖场的生物安全水平由高至低分为4 类，其中第4类是“仅有最低生物安全水平的庭院式生产”。2010年，刘秀梵在《生物安全：我国动物疫病防控中的关键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大多数的养殖企业都处于最低水平的第3类和第4 类，仅有少数企业能达到第1类和第2类。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养殖业皆为第1和第2类的大型集约化饲养系统，甚至于巴西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也主要是高生物安全水平的大型集约化饲养系统。

对于造成禽疫的原因，很难把某个单一因素拿出来作为罪魁祸首。秦卓明说，“这是一个系统问题。外国人来中国开养鸡场，按他们的办法来防病都防不住，因为国外没有那么多的病，（中国的）大环境跟国外就不一样。”他掰着指头说，“从种源、管理方式、人员素质、免疫、饲料等各个环节来说，都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