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達：一個時代的俠骨柔腸【3】

霍達另一部引起巨大反響的報告文學，是描寫中年知識分子生存與死亡狀況的《國殤》。促使霍達關注這一問題的人，是與她同住一幢樓的鄰居高建民。高建民是北京市科學技術交流中心工程師，他以首創的“負特征角斜軋理論”，一反沿用百年的西方傳統，獨辟蹊徑，設計出新型低成本、高效率的大直徑與特大直徑的無縫鋼管軋機。1986年，高建民的這一創造發明已申請了國內外專利，一旦得以確認，我國在無縫鋼管的軋制理論和應用上都將躍居世界領先地位。

然而，當他以必勝的信念准備最后的答辯之際，卻查出患有腦部膠質瘤，危在旦夕。手術前醫生問他：“你是要生存質量，還是要生存期？”高建民面臨殘酷的自我抉擇。選擇前者，可以正常工作，但腫瘤隨時可能復發。選擇后者，生存期或許能夠延長，但會喪失工作能力，苦戰多年的研究成果將功虧一簣。死神在拷問一個大寫的“人”，高建民毫不猶豫地回答：“要生存質量！”

這一答案讓霍達震動。她親眼看見手術后的高建民戴著個帽子匆匆奔走，為他的無縫鋼管進行最后的沖刺。霍達也在與死神搶時間，對這個視死如歸的硬漢進行跟蹤採訪，寫成了《國殤》中這一撕心裂肺卻又慷慨悲壯的章節，沒等到文章發表，高建民就辭世了，年僅45歲。

與高建民接踵而去的，還有著名數學家張廣厚、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員王振泰、農大講師謝以銓、北師大講師徐志英，一個又一個，英年早逝。很難描述一場場死亡給霍達帶來的沖擊：“我那時還年輕，如果是現在，不光是體力，恐怕在心理上也受不了那麼連續的強烈刺激了。”據當年統計，我國中年知識分子的死亡率遠遠高於老年人，我國中高級知識分子的壽命比全國人均壽命要短十年。在祖國經濟騰飛的時候，中年知識分子群體的生存窘況讓她悲憤，她大聲疾呼：“為了我們民族的前途，搶救我們的國寶！”

《國殤》發表后，《新華文摘》立即轉載，當年88歲高齡的冰心老人用“驚心動魄”來形容這部作品。她在病中含淚寫下評論：“《國殤》的作者，聽說是一位女作家，沒有同她見過面，但我佩服她的勇氣，她把半邊天撐起來了！我向她致敬！”

補天的人：以文學手段再現這段歷史，在我之前沒有人寫

1982年，鄧小平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容討論”﹔1984年，中英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中國政府將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那“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民族自豪感，激起了霍達的創作熱情，為香港寫史的念頭就此萌發。在經過長時間的讀書准備之后，1994年，霍達南下香港，開始了歷時三年往返京、港兩地的採訪和調查研究。

這是一塊很硬的“骨頭”。要想在歷史框架下創作小說，首先必須將香港的150年殖民史梳理得清清楚楚。而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許多民間資料已散佚流失，要挖掘整理，猶如海底撈針。

霍達初到香港時，十分艱苦。她早晨8點起床，有時走訪到深夜12點才搭上地鐵末班車，回到住處。給家裡的電話簡短至極：“我今天沒事，平安。”然后整理資料，准備次日的工作。全部妥當后，往往已是凌晨兩三點，靠四片安眠藥才能朦朧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