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達：一個時代的俠骨柔腸【4】

香港有句諺語：“有錢到香港，沒錢沒話講。”住在那裡，步步要花錢，大把地花錢。一次，丈夫來電：“錢還夠嗎？”

答：“還夠一張機票錢，我得回北京了。”

那邊說：“你箱子旁邊的袋子裡，我還放了一萬塊錢。”

就這樣，又可以多採訪幾天了。

不是沒有“借水行舟”的機會。有關部門曾介紹霍達給一位香港富豪寫傳記，不但可以輕鬆解決在港的房、車問題，還付給天價稿酬：500萬港幣，這在當時——即便是現在，也不算少了。

霍達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非不能也，是不為也。為金錢摧眉折腰，她不屑於做。“我來香港，是為了寫百年滄桑史，而不是為了錢，否則，回去何以面對江東父老？”

這是響當當的文人傲骨——公爵有很多，貝多芬隻有一個。

為了寫這部書，霍達讓自己成為不折不扣的香港史專家。在中英雙方的檔案館、圖書館，她查閱了近千萬字的文獻資料。她對資料的愛護到了“強迫症”的地步：每份資料都要復印三份，一份傳真回家，一份用快遞寄回家，還有一份隨身攜帶。“即使我飛機失事了，這些史料也不會丟失。”

她靠兩隻腳踏遍港島的街頭巷尾，走訪各界人士數百人次。從港島穿越海底隧道，登上九龍半島，翻越大帽山，從吐露港到大埔墟，從林村谷到石頭圍，從錦田到屏山、廈村，她沿著抗英志士的足跡到山村農舍去挖掘史料，記下的採訪筆記無法勝數。

她來到抗英義士鄧菁士生活過的村庄，她的真誠感動了鄧氏家族后裔。村民們捧出鄧氏家譜，拿出百年前使用的油燈，找出抗英斗爭購買槍炮的賬簿……鄧氏家族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對霍達說：“霍老師啊，我們是大清國的棄民。我們真沒想到，你來寫我們來了。”

歷史的碎片漸漸地拼合。然而，小說家的工作才剛剛起步。要把英佔香港長達150年的歷史包容在一部小說之中，很難，因為不可能有一個150歲的主人公貫串始終，這是對作家的挑戰。

一個夜晚，霍達在冥思苦想中突然悟到：英佔香港的三個階段（第一次鴉片戰爭割佔港島，第二次鴉片戰爭割佔九龍，以及“展拓香港界址”租借新界）之中，發生在1898年的“拓界”是最后的總結，是三次事件的累積，離今天最近，從談判開始到拓界結束，整整一年。如果在這一年之內作文章，事件緊湊，人物連貫，戲劇性強，符合藝術規律。這一靈感給她帶來難以言喻的興奮，如同找到了“芝麻開門”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