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昉：如何破解中國“未富先老”困境【3】

《中國黨政干部論壇》：針對“未富先老”的困境中要“富”的方面，有何具體的政策建議？

蔡昉：目前政策選擇最重要的立足點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長既有比較優勢、避免休克式調整的前提下，進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正確軌道。具體來說：

一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向內需拉動型。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階段，由於比較優勢的變化，外需的減少是不可避免的。雖然伴隨著資源稟賦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調整本來可以以漸進的方式進行，但是，由於世界性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復蘇緩慢，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調整也趨於降低主要進口國家的需求，美國“無就業復蘇”及保護主義抬頭，也將抑制中國出口的增長。因此，中國經濟面臨著過於緊迫的調整任務。既順應發展階段變化的客觀要求，也為了應對這個特殊的國際經濟變化趨勢，中國經濟隻有轉向以內需，特別是最終消費需求拉動的增長模式，才可能實現再平衡，獲得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內需與目前的生產結構和產業結構，以及資源稟賦仍然是適應的，這樣使產業結構調整不至於採取休克的方式或過於劇烈，從而可以避免出現比較優勢真空的狀態。內需擴大可以繼續利用現有產能，為產業結構調整贏得時間。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分類，按照購買力評價，中國日均消費在2∼2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佔比為66%，消費總額佔79.2%。這個特征顯示，佔總人口比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個收入水平較低的群體，與中國目前的產業結構乃至出口結構的層次，即相對低端的消費品制造業，是比較適應的。同時，由於他們的消費佔總消費的比重較大，隨著這個群體的繼續擴大，其消費需求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支撐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長。

二是實現產業的區域轉移，形成“國內雁陣模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在東部地區逐漸喪失的同時，可以通過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而在一定時期內得到延續。因為我們國家大，在一個地區出現了勞動力成本提高的情況，其他地區可能還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勞動力低廉。雖然統計局數據顯示，目前，中、東、西三類地區之間工資水平相差不多，但是在沿海地區這個工資水平人家不去了，而在中西部還有足夠的吸引力。因此，通過產業轉移可以延長我們的比較優勢。此外，中國到目前為止，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其中更多的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觀的技術效率。如果形成這個雁陣模型，就可以繼續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為此，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十分重要。政策選擇中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政府應該推動這些地區的體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較優勢保持長期可持續的經濟趕超，而不是單純加大投資和給予補貼。目前，在區域發展戰略的實施中，中西部地區資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的趨勢值得警惕。2000年—2007年期間，東部地區制造業的資本勞動比年平均增長率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為9.2%和8.1%。在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區的資本勞動比，已經分別比東部地區高20.1%和25.9%。

三是充分認識中等收入階段的資源稟賦特征，避免全面的技術趕超。科技發展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固然應該在那些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小的前沿技術領域，實現跨越式的趕超。特別是，要利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和經濟總量龐大的市場潛力，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新興科技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也要客觀、准確地認識中國所處經濟發展階段上的資源稟賦特征，充分利用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科技上的差距，通過適用性技術創新以及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技術，繼續獲得后發優勢。目前，佔企業數98%以上的中小企業，佔有和籌集的研發資金比重過小，而且逐年有所降低，不利於適用性技術創新的展開。

《中國黨政干部論壇》：老齡化是不可避免的現狀和趨勢，如何從制度方面妥善解決中國的養老問題？延遲退休年齡是應對的有效措施嗎？

蔡昉：目前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總規模高達9.8億，佔總人口的比重還很大。勞動力數量不足對中國經濟的制約，雖然將來會表現出來，目前還是可以解決的。我們要進行政策調整以應對挑戰。提高工資和社會保障水平，改善勞動條件和勞動關系，創造將來延緩退休的條件，都有利於提高勞動參與率。例如，可以創造條件延長人口紅利期，包括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進一步清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等等。我們還可以創造條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紅利”。

當然，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前提下，生育政策也是要完善和調整的。但是，人口老齡化趨勢終究是不能逆轉的。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見到哪個國家能夠靠鼓勵生育的政策，成功地提高了生育水平。因此，出路是加快經濟和社會發展，加快解決“未富”的問題，以應對“先老”的問題。長期來看，延緩退休確是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參與率的途徑，也有利於緩解養老金不足問題。發達國家大都是這樣做的。然而，我國國情有所不同。在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中，30歲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3年，到60歲隻有6.1年。臨近退休年齡勞動者更新技能的能力不足，難以適應產業結構變化。如果這時不能退休，就意味著面臨就業困難和失業風險。可見，至少就我國目前而言，單純提高退休年齡並不是提高老年勞動參與率的有效辦法。應該選擇一個有差別和自由選擇的退休年齡制度，在近期內主要著眼於提高實際退休年齡而不是法定退休年齡。應該通過立法和嚴格執法、發展教育和培訓，更好更有力度地建設勞動力市場制度和社會保險制度。

雖然未來老年人佔的比重比較高了，其實還可以發掘出新的人口紅利，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發掘第二次人口紅利”。“第二次人口紅利”可以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源泉，其實這也是人口紅利的重要涵義。因為它來自於人口，人口老齡化了以后人們其實就會未雨綢繆，為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准備。如果社會保障制度是安全的、吸引人的，同時又是積累型的——所謂積累型的不是說今天的人繳納了社會保險同時就支付給今天退休的人，而是說每個人不僅支付給當前，還給自己的未來進行積累。如果是這樣的養老保障制度，仍然可以保持高的儲蓄率。按照這個思路完善養老保險制度，要求盡快把個人賬戶做實。

《中國黨政干部論壇》：謝謝您接受我們採訪。（胡秀榮 張曉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