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昉：如何破解中國“未富先老”困境

近年來，公眾對人口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於“勞動力短缺”、“老齡化”和“養老”問題。中國因特殊的國情、國策使得這些問題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為了讓廣大黨政干部更深入了解這些問題的特點、根源及應對之策，我們特別採訪了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先生。

《中國黨政干部論壇》：當前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特點及發展趨勢是怎樣的？推動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因素有哪些？

蔡昉：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於我國實行了以提高人口質量、控制人口數量為目標的計劃生育政策，加上改革開放期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同方向作用，中國得以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實現了從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與這種變化相伴隨的則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從整體趨勢看，中國的老年人口比例將持續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將加快，與此同時，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將趨於減緩。從2010年始，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開始負增長，預計在2010年—2020年的10年間，這個年齡的人口將減少2934萬。與此同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2010年為13.3%，預計在2020年將達到17.6%。

推動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從很高的水平，在短期內降到很低的水平，隨后長期處於這個低生育水平上。根據聯合國數據，中國總和生育率（即婦女終身生育的平均孩子數）多年以來即為1.4，不僅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毋庸置疑，中國已經當之無愧地躋身於低生育率國家的行列。

《中國黨政干部論壇》：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特點與發達以及發展中國家相比，有何特殊性？

蔡昉：迄今為止，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特點是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大、比重高，保証了勞動力供給的充足性，創造了高儲蓄率的條件，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期間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紅利。按照我們的估算，人口撫養比（即少兒和老年依賴型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對1982年—2000年期間人均GDP的增長，作出了26.8%的貢獻。但這個“人口紅利”正在減少。“人口紅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機會窗口”，通常用人口撫養比結束其下降趨勢的時間來表示，撫養比的計算定義是：把16歲以前和65歲以后的依賴型人口做分子，把16歲到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做分母，計算兩者的比率。我們看一看中國的特殊性何在？日本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的時候已經遇到我國今天的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的情況，“二元經濟”最顯著特征即勞動力無限供給開始消失，發展經濟學家把這個變化叫做“劉易斯轉折點”。韓國則是在1970年前后迎來這樣的轉折點。

假設我們今天遇到了這樣的轉折點（我更傾向於認為發生在2004年），來跟其他亞洲國家就“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做比較。首先，日本人口紅利消失是1990年之后，人口撫養比隨后開始上升。其次，韓國在2013年幾乎和中國一起，人口窗口關閉，或者說人口撫養比降到最低點，然后迅速失去人口紅利。泰國人口紅利的消失時間，也和我國幾乎是重合的。但是我們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距離日本1990年的水平以及韓國目前的水平，仍然有著巨大的差距，2010年我國人均GDP只是韓國的25%，甚至也低於泰國的水平。最后，再看一看比我們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他們還有若干年人口紅利可以收獲。總之，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在我們前面還是在我們后面的國家，都可能有顯著的比較優勢，或者在資本和技術上，或者在勞動力上，但是我們人口機會窗口關閉太早了，新的比較優勢窗口尚未開啟。

按照規律，人口老齡化是人口轉變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也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然而，中國的人口轉變是在社會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下，特別是后者效果為其他國家所沒有的情況下實現的，相對來說，它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這使得中國的老齡化與其他國家經歷的老齡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說，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的情況下，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產生了其他國家未曾遇到的問題，構成特殊的政策挑戰。這整個變化軌跡將形成中國“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