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熱”高燒難退:大學生做收益最大化選擇

高考之外，被譽為另一種一年一度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形式公務員考試季節到來。

公務員考試熱度難度超過高考，有人戲稱科舉制度重新回到現代社會。昨日，記者就此問題，與政策專家、人大代表進行了一番探討。

 

“考公務員熱”影響國家創新能力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王珣章告訴記者，他在與很多學生交流時發現，越來越多學生樂意早早拿個鐵飯碗。“他們觀點很務實，也有大部分隨大流，這種風氣不好，年輕人過早端著鐵飯碗，這個社會如何創新？”王珣章憂心地說。

“發達國家很多年輕人不願意當公務員，因為政客不是主流，個性化才是。我在年輕的時候，也不願意做公務員。”王珣章分析說，“公務員一生的軌跡往往一眼就能看到。按照西方的說法是不夠刺激。相反，到公司創業則有很多種機會，這種經歷本身就富有價值。”

中國創新能力不足，與中國的社會、家庭氛圍有關，比如兩位逃學的創業者卻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創業家，比爾·蓋茨、馬克·扎克伯格，如果類似的情況在中國發生，學生則將面臨社會家庭的雙重壓力。

從某種比較上容易發現，中國培養的孩子相對缺乏創造和挑戰能力，這與創新型國家的人才需求不對路。

“類似高考這座獨木橋，在西方孩子的眼裡，這個不是最重要的，東西方存在價值取向上的很大差異，而中國父母可能會炫耀，我的兒子考上公務員，發達國家則強調獨立自主。”

作為政府公職人員，王珣章也認同目前官員地位被推得太高，大學生愛考公務員的目的往往是愛當官，認為做官后地位會很高，權力很大。

從某種程度上說，公務員熱是一個綜合的問題，是一個文化體制和民族習慣的大問題。

似“科舉”當官途徑學子都想一試

對於這種類似“科舉”當官途徑的“大學生報考公務員熱”現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汪玉凱告訴記者，一方面，公務員職位增加是因為一些吃皇糧的事業單位也搭上了公務員選才的班車，其實公務員自身每年編制需求人數大同小異。另一方面，嚴峻的就業形勢，特別是每年大學畢業生達650萬，僅70%的就業率，相當多人找不到工作，於是考公務員成為首選，多數人抱著“能否上，考一下再說”的心態。

聯系廣東實際，汪玉凱說，廣東地方經濟發達，過去很多人願意經商，如今國家機關待遇好，官員權力大，並有灰色收入，因此吸引各方人士。對於廣東省公務員招考規模擴大的現象，汪玉凱分析稱，由於公務員門檻越來越多，應屆大學畢業生不能報考省以上公務員，應屆隻能靠省級以下的公務員招考消化，客觀上也造成熱鬧場面。

汪玉凱認為，改變公務員熱，要從經濟全局入手，政策層面尤其要考慮是否給民營和個體創業足夠的空間。因為私營業的迅猛發展能夠打破社會利益的格局。“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公務員熱的就業取向表現得更為明顯，關鍵是政策能真正寬鬆扶持私營業的發展。”汪玉凱說。

 

大學生不過做出收益最大化選擇

 

“不宜過度責備大學生熱衷報考公務員，這是基於現行社會固定結構造成的結局，大學生只是做出收益最大化的選擇。”

楊雪冬分析說，個體角度，大學生做出的就業取向是正常的。目前，整個就業市場不好，而公務員各種保障相對穩定，因此大學生的就業選擇是非常正常的。

他回顧說，“上世紀80年代我讀大學時說做公務員容易被笑話，一般主流是闖深圳下海南。現在市場成熟，創業成功概率可能相對小，大學生做出的選擇也是理性的，關鍵是解決其后顧之憂。”

因此從根源上說，大學生愛進機關與現行社會福利分配制度有關，公務員與社會勞動者之間存在福利雙軌的問題，政府應該考慮如何在福利分配上多做工作，尤其是大社會的福利均等化，而不能苛求學生創業，不能要求大學生主動投入人才市場，因為大學生的選擇是基於現行社會固定結構，也是收益最大化的選擇。

楊雪冬說，“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是關於西班牙和英格蘭的比較，西班牙之所以經濟衰退的原因是當時西班牙所有人都向往做官員，最終創造性被埋沒。”

楊雪冬還指出，公務員熱背后還有另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是“官的地位”被過度突出。現在中國官員佔據太多公共資源。要扭轉公務員熱，從根本上還是得讓公務員隊伍回到正常社會評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