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中国改革如何进行“顶层设计”？【10】

记者：李克强副总理反复提到“新型城镇化”战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城镇化”作为2013年工作的重点。“城镇化”是否也能够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夏斌：全球危机后，面对主要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长过程，中国外需减少并趋于常态化，50%左右的高投资已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选择“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由此，在前30多年城市化、工业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加大新城镇建设规模，提高贫穷农民变市民过程中的收入与消费水平，无疑是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潜力”、是“历史机遇”，也确实存在发展的“广阔空间”。

但是，由此就认为城镇化是进一步全面改革的“突破口”？我认为很难。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化率已达51%；按户籍人口计算，实际城镇化率仅35%左右。真正的城镇化率，重要的不是简单按哪种口径计算，而是要看离开土地后的农民，是否真正享受了城市居民“均等化公共服务”的福利，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否真正得到了缩小。

我在2012年7月曾讲过，城镇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农民要进城。但进城不单是个户籍改革。解决户籍的背后，意味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小孩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有人测算，一名农民工变市民，财政要掏8万元，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要掏20万亿元。即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出巨笔的钱。

第二，农民工进城后要在城里住下来。住下来要有住房、要配有自来水、电、气、道路、排污等设施。即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有钱投资。谁投？若政府资金不够（基于房地产调控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未来土地收入肯定是明显减少，肯定不够），民间资金能否投？政策又如何引导？这又涉及到“新非公36条”怎么去真正落实的问题。

第三，农民工进城后要长期生活下去。要把妻儿、父母从乡村接进城，就要有长期的收入。靠什么？靠就业。全国除少数城镇有条件去发展重大项目的第二产业投资外，广大的中小城镇更多的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经济。怎么发展？靠大型央企靠不住，又主要靠民间资本，靠中小企业，靠税收、金融等政策引导，靠降低各种投资门槛，取消各种行政管制。一句话，又必须去真心实意的落实“新非公36条”。

因此，实现更高水平的城镇化率，第一：要解决钱、解决资金的问题，钱哪里来？第二，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资金并不缺，为什么长期以来资金又到不了该大力发展的中小城镇的服务经济中？这涉及到投资门槛等行政管制和有效配置资金的金融、税收改革问题。第三，在实现扩大内需战略中，城镇化过程自然会增加一块基础设施投资，但除此之外，主要体现中国消费能力提高的主体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是农村居民消费的3倍。因此客观地看，“城镇化”本身并不能完全替代以提高城市居民消费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改革内容，以全面体现扩大内需的战略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