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中国改革如何进行“顶层设计”？【2】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提出2013年的六大重要工作之一是“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为什么中国产业结构失衡？过剩产能为何积累在第二产业中？

夏斌：就第二产业与服务业关系看，一是税收不合理，所以目前正在进行“营改增”的税收改革。二是回到刚才有关居民、政府企业的收入来分析，是由于政府收入增长过快。过去几年来，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并以此为杠杆，高倍撬动了金融资源，放大了资本投入，所以加快了第二产业的投资。特别是垄断性央企，分红比例又极少，更有条件以独占的各种优势，通过不分红或少分红，以积累的大量利润和巨额资本，撬动巨额的信贷资金，并实施多元化经营（包括以国企独有的垄断优势进行大量的非主业投资，获取利润，如在地产、金融领域），导致产业结构的重大扭曲。三是与此同时，中国对民营投资服务经济的限制过多、门槛过高，资金难以进入。四是利率、汇率、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滞后，再遇上前几年不可忽视的外部需求繁荣的刺激，一拍即合，助推了垄断性、资源性企业更有条件以较低的成本加快扩张。

因此，要想彻底扭转此局面，解决的措施不可能是单一的。问题直指税收改革、国退民进、落实“新非公36条”、利率汇率资源等要素价格的改革。

记者：十八大将中国的“历史机遇”认定为“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大战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明言要建立内需社会，但是为什么近年来居民消费率逐步下降？

夏斌：的确，近10年来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其突出表现是，2003年至2011年GDP增长中年均约50%来自投资的推动，消费不足特别是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该占比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仅为33.8%，竟下滑了12.6个百分点。

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上述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急剧下降，其次是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相当一部分人因担心社会保障的不稳定，有点积余不敢消费。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估计，两因素的权重分别占75%和25%。因此，要建立消费社会，问题直指收入分配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你可以看到，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结构矛盾关系错综复杂，并不是一一孤立的存在。任何一个扭曲的结构矛盾，纯粹出于“问题导向”或者要想单独予以解决，已是不可能的，只会贻误改革良机，“顶层设计”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