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不确定性：社会精英必不可少【2】

化解不确定性：社会精英必不可少

彭晓芸：刚才吴老师讲的社会焦虑其实它更多是基于不确定性的焦虑，如果说咱们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咱们食品安全，像这几天奶粉事件，大家也是非常的焦虑，那这种焦虑它是通过具体的事情呈现出来，但其实更主要的就是说如何去化解这些社会问题的预期，他比较迷茫，他没有一个时间表，如果我们有一个时间表的话，知道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多少时间内是可以。

刘戈：人类社会从来没有时间表。

吴强：当我们在讨论改革的话语，转换到社会进步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其中是包含着一种精英的转换，当我们在八十年代谈改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指的是政治集团内部的精英，在推动，在发动大众，推动改革，但是当我们现在谈社会进步的时候，就像刚才刘老师所谈的，比如说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的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他恰恰不是由政治精英内部来拟定一个社会改革的方案、纲领，他恰恰是由社会精英本身来推动，也就是说在政治精英之外，由社会精英来推动。

刘戈：它是个社会运动。

吴强：它是个社会运动，由社会精英来推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刚才开始就谈了我的焦虑，我的焦虑是什么呢？社会精英第一他缺乏足够的自我的认知，缺乏足够的勇气。

彭晓芸：他能否承载这么样一个使命。

吴强：来推动，来承载这个历史的使命，因为当政治精英他所推动改革已经让人失望，甚至已经失败之后，社会精英到底能不能担负起这样的一种使命，推动社会进步呢？这是我第一个担心。

彭晓芸：而且这个社会精英在哪里，你要指的是哪些人，其实这个都是有争议的。

吴强：是，这就是我第二个关心的问题。社会精英到底能否真正的成为社会精英，他是否有足够的阶级支持，比如说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推动、来响应社会精英的这么一个号召，比如说来解决奶粉问题，来解决雾霾问题，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具体的问题，为什么公众有这样一种焦虑，有一种绝望感，有一种放弃感。

彭晓芸：他看不到有力的行动。

吴强：当社会精英提出问题之后，他们看不到有可能的解决的方案，不相信说质监局真的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刘戈：不可能。

吴强：看不到啊。

刘戈：因为现在我是觉得呢，现在大家还是有一种急躁的情绪。

彭晓芸：急躁，不耐心了。

刘戈：很多人希望开出来药方，但是你要相信，很多东西它就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解决，你说空气污染问题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是由于官员不作为导致的这样一个问题吗？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发展自然带来的问题，如果说现在没有污染到这个时候，城市里头去限制工厂的开工，限制工厂烟囱冒烟，工厂能干吗，政府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吗？

彭晓芸：这可能就是一个发展和生态的问题了，因为中国一直在争议中国模式。

刘戈：你看所有的国家走过的历程都是先污染后治理，为什么？日本人聪明不聪明？日本人他的政治体制好不好？但是在西方走过了这个过程以后，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日本的污染骇人听闻。

彭晓芸：包括英国伦敦什么这些。

刘戈：对，你说我们中国人你就能够聪明到那种程度，你就能够弄出来一帮人，最后就算出来了说什么时候北京的大气污染会达到现在这个程度，然后我预先我就预防了？

彭晓芸：还有呢公众他可能就是期待说，难道我们还要像其他国家那样，要走那么长的历程吗，我们有没有条件，汲取他们的经验以后，把历程缩短一点。

刘戈：我们缩短了，我们已经很短了，我们就是因为太短了。

吴强：我们完全有条件来缩短这个进程，而且完全有责任来缩短这个进程，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跟日本在五十年代情况不一样，跟美英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情况也不一样，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必须立即缩短所谓先污染、后治理的这么一个模式。我们现在已经发展到世界经济总量第二，马上就要成为第一的这么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也是巨大的一个排放体，我们如果说再不急刹车，再放任这么一种污染，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下去的话，不是说中国人承受不了，北京市民承受不了，而是整个地球承受不了。

刘戈：中国人要不要过城市人的体面日子，如果你的说法说中国人现在必须要过原来的农耕社会，那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中国人民答应不答应，中国最近二十年，能源的使用要比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慢一半，现在整个的排放量比全世界就是人均GDP的排放量，下降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不要开车，我们骑自行车，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不要取暖，我们肯定能达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肯定能过上一个没有污染，蓝色天空这样的一个日子，但是可能吗？

彭晓芸：我看出来了，两位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能否，我们人口能否用更快的速度不要在痛苦的阶段里面挣扎太久，在这个问题上两位老师是有分歧的。

吴强：有分歧。

刘戈：所以的话对改革的方向我就是说，对于这个事情到底怎么认识，现在的话我们社会在一个桌子上头，都会产生高度的分歧。

彭晓芸：问题现在最难的就是寻找最大公约数的办法在哪里，我们不是讲立场，我们讲办法在哪里。

吴强：办法是无法通过寻求最大公约数来达到的，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具有一种特殊性，每个人的生活道路，他的生活方式，它的价值观，他的个性，他的性格都有巨大的差异，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寻求最大公约数，所谓的求和，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环保的问题，那这个在过去三十年、四十年前，他就是由少数的社会精英所提出来的一个具有普世性的一种价值观，然后逐渐的把它通过环保运动，把它推广到全世界，慢慢的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理念。

刘戈：但是他肯定不是凭空的。

吴强：他不是公约数。

刘戈：就是你说的这种精英的理念，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是因为有了整个社会的危害，那你比如说对于整个环保的理念的话，其实大家公认的是来自于就是雷切尔的那本叫《寂静的春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这位美国女作家，她发现自己家乡的春天，田地里面的虫鸣没有了，鸟鸣没有了。

彭晓芸：咱们现在这里是太阳没有了，星星没有了。但是这个可能跟中国的整个的体制也有关系，比方说中国的官员，他更多的动力在于GDP，我这个地方的基础建设，因为这些是在他的任期内可见的，对他的升迁是有帮助的。如果是要去治理的话，比方说严格控制污染的话，他其实这方面的动力是不足的，包括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是我现在拿钱出去买未来，买蓝天。

刘戈：现在矛盾矛盾的复杂性在里面。如果没有社会的高度共识，比如说北京市地方政府，现在要搬迁有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而且很多是小企业、微型企业、民营企业，我把你们关了，因为你们污染环境，最后得到的声音是什么？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舆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舆论，你凭什么去关了人家，整个社会对你的行政行为，最后产生的反弹是什么。

什么情况能形成共识呢？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受到危害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形成社会共识。

彭晓芸：就像马云讲的，只有当空气污染了之后，我特别高兴，因为空气很难有特供了。

刘戈：这个时候形成了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