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不确定性：社会精英必不可少【5】

焦虑蔓延到中产：是危机也是动力

彭晓芸：这个话题又绕回去了，绕到我们关于市场，这两位的分析我看短期内是不可能解决的。那回到我们更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刚刚讲到的这个，你如何去寻找你有力的支持，因为你找不到这个支持的时候，很可能你就是一个短期行为，投机行为，甚至是说我放弃改变当前的一些现状，我只是去寻找我自己的办法，我个人的办法，比方说这种托别人在国外寄奶粉，这是非常个体化的做法，而且他是不可持续的。

刘戈：所以我有时候有点疑惑，为什么我每次一回到北京我就焦虑了，然后我一到下面采访的时候，然后一回到我的亲戚朋友里面的话，我就一点也不焦虑，他们也不焦虑。所以这个焦虑是知识分子在中产阶级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里面的一个特殊现象，不是一个全国人民都焦虑，没有的，没有那么焦虑。

彭晓芸：那您觉得出租车司机，还有保姆、钟点工，他们焦虑吗？

刘戈：他们如果进到大城市里头会受到应该，现在除了这十几个特大型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其他人民生活的没有我们这么焦虑，这种焦虑相对而言他是一种大城市病，他是一个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人群从自己的家乡隔离，然后进入到一个城市里面，然后在这个发展阶段也是必经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焦虑，你一定把他变成一个中国目前这种情况下一个特殊情况，我仍然不同意。

吴强：不是的，这种焦虑恰恰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潜在的社会力量的体现，当焦虑化诸为行动，他就成为我们真正的社会力量，那么政客就会被这样一种深度调查，被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扒粪运动”所代理，所代表，他需要来讲，因为他发现他面对的不再是所谓的潜在的社会，他面对的是真实的社会的力量，社会的不满，那他政客必须为此做出回应，现在我们面临的只不过是在这个阶段的前阶段。那么北京、上海、广州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焦虑呢？恰恰是中国发展的结果。

彭晓芸：社会情绪的这种焦虑他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动力，就成为进步的动力，当然刚才我们判断不同的就是说这个焦虑的程度到底有多大，他范围有多广。

刘戈：这是现代化的焦虑。

彭晓芸：但这种现代性的焦虑就是全球化的了，它就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你在东京生活，你也会非常焦虑，这个就是普遍性的。那我们可能更急迫的还是要去想中国的问题有哪些可能是差异化的，差异化的这部分可能是我们先要去克服的。

刘戈：对，所以我特别想谈到的就是说，目前来说我们所面临的城镇化的核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统一，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说我们再盖多少房子，再造多少基础设施建设。

彭晓芸：人的城镇化其实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刘戈：就是说要进城，进了城以后，他就不再被称为农民工了，然后整个社会在目前的话，我们形成的一个高度的贫富分化，这种分化既有市场的一部分原因，比如说对于资金、资本和技术其他方面，管理水平的使用，人的聪明程度造成的。但是更多的话是由于制度造成的，那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这个国家，全世界仅有的还在实行城乡二元社会制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的公正从何谈起，所以的话我觉得随着社会进步，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那么这个过程的话，这个时候就不是双赢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国家里面现有的既得利益的社会阶层需要把它弥合，来为整个贫富差距缩小，能够做出努力。

这个现在是最核心的，最难啃的骨头，因为一旦触动这个利益，这个利益是一个巨大的身体，也就是说这个利益当我们在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站在大众的一边，但是在讨论到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房子的事，税收，或者其他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知识分子站在有钱人和官员的一边的，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彭晓芸：这个就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还有商业精英，资本精英的一个结盟。

刘戈：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问题最后讨论来讨论去，我们会发现是鸡同鸭讲，也就是说你在这个问题上，你在一个虚无缥渺的，有关民主进步社会的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义愤填膺，然后我们都可以有共同的去向。但是，具体的问题，利益进行分割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站在利益集团一边的。所以所谓下一步我们的社会，公正社会的进步，那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达成共识。

就是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两天新出的20%的个人所得税，现在网上所有的知识分子，所有的中产阶级全在骂。

中产阶层就是说，你每一个人以为在说起来的时候都是我是中产阶层，别人是权贵阶层，每一个人在说起来都谈到我是清醒者，别人是体制，谁是体制？

彭晓芸：如果从价值上来讲，从社会公正来讲，其实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但是一旦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大家态度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吴强：对，问题就在这里，20%的税并不是天经地义的，几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刀切的统一的税率，就像我们现在所听说的，每一笔稿费收20%，都砍掉。

刘戈：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天经地义吧。

吴强：我每个月的工资收入也是20%都砍掉。

刘戈：您说的是个人税制的问题。

吴强：对，我考虑税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20%一刀切，这当然会引起所有人的不满。

刘戈：但是我们讨论的问题不是。那我们现在不收20%，就是我们说8%，16.5%，或者我们根据每一个人家庭的情况，我们来进行更合理的税率，然后大家就会同意吗？

吴强：当这个税率的出台，税种的出台是经过一个充分的讨论，经过充分的民意代表的讨论，那么我相信任何反对都没有意义的，只有在这种政策，这种法令的一种合法性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反对才那么被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