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我们在讨论改革的话语,转换到社会进步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其中是包含着一种精英的转换,当我们在八十年代谈改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指的是政治集团内部的精英,在推动,在发动大众,推动改革。 |
制度化吸纳民意是两会题中之意
彭晓芸:那这个时候可能社会精英他也已经意识到了,可能社会的企业家也意识到了。
刘戈:那么他就觉得我没办法,我一个家具厂。
吴强:不是这样,刘老师是相信市场能够自己解决问题。
彭晓芸:自我调节。
吴强: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造成污染的原因,不是市场是有效的,恰恰市场是不完备的,这个市场是扭曲的市场。比如说大量的排放,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他们的排放,就是在一个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们产品的价格被压低,他们可以不遵守现有的法律,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生产,把他的房屋成本,控制污染的成本给抛弃掉了,产品最终降低价格。
刘戈:那能解决吗?
吴强: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受污染的侵害者在现在的司法体制下,无法通过一种内在于市场的司法体制,向这些侵权者索求赔偿,任何的生产要素我们都发现存在这样问题,包括劳动者也是在一种不完备的情况下,签订劳动契约,他的劳动保障条件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甚至他的退休金、养老金也不能完整的体现在他的劳动合同当中,我们看所谓的市场契约都是不完备的。
彭晓芸:刘老师他讲的是技术方面如何解决,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情绪方面的,你觉得社会情绪需要到一个引爆点,就是大家共同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才是我们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吴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未雨绸缪,他可能更认为我们的制度本身存在一些缺失。
刘戈:吴老师他指出了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受害者,那么我通过举证,最后可以把一家企业告倒,得到高额的赔偿,像国外,有过很多这样的先例,包括污染的问题,还有消费者保护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东西把我烫伤了,那最后我通过诉讼,可以得到高额的赔偿,通过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鼓励那些受侵害的人,他们拿起法律武器,去捍卫自己的权利。
彭晓芸:刚才吴老师讲到劳动者各方面的权益,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就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制订了劳动合同法什么的,有另外一种声音就会认为说这些年来,最麻烦的就是劳动合同法。
刘戈:对,资本家肯定会,他们很讨厌的。
彭晓芸:他们会头疼,但是蓝领阶层,比如说我们一般的生产者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也在捍卫个人权益跟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之间也有矛盾的,富士康这些工人,他的生活权益,他到什么时候他觉得我不愿意加班,他在什么时候他认为你们不让我加班我难受。
吴强: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实际上是指的工人个人,他对抗的是一个雇主,一个强大的雇主。
彭晓芸:资本。
吴强:这种力量永远是不对称的,换句话说这不是一种平等的市场力量在讨价还价,即便是有劳动合同法,也会有各种规避的投机的行为,一个是工人的个体,他也无法阻止自己的机会主义,他宁愿多加班来增加工资,所以我现在最担心就是这么一种力量的缺失,作为一个工人他无法形成一个集体谈判的力量。
彭晓芸:他没有谈判的资本。
吴强:对,我们谈力量,力量一定是集体的力量。
刘戈:美国这一点我同意就是所谓的进步运动,虽然开始是自下而上的,但是最后一定是得到了总统的认可,他变成一个包括当年的罗斯福,他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者。
彭晓芸:他获得了制度的这个推进。
刘戈:对,支持,因为在开始的时候,认识是不一样的,他更多的站在资本方,大资本家一边,很多的州会派出警察去镇压工人的运动,后来也会有一些总统,像罗斯福,他们这样的所谓美国总统里面的左派,那他就会更多的去支持工人,而且通过法律,支持、容忍工人的这和资本家的抗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实际上所谓的社会运动,最终能够变成一个国家制度上的转型,需要有总统和国会的推动,最关键的就是最高领导者。
彭晓芸:其实就是说把民间个体的权益,以及他各个社群的利益,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纳入到制度化的方式来推进,就像我们今天说开两会,那两会他在吸纳民意方面,能起到什么作用?他能不能把这种民间的焦虑情绪在两会的议程设置上有所体现和回应,这个可能是我们评价两会他到底能有多少成效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吴强:两会作为一个机构设置,作为一个制度设置来讲,他本来是民意当然的法定代表机关,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公众对于各个民生问题的焦虑,实际上是反应在公众和两会的关系上面,也就是说担心两会,无法承担反映民意、聚集民意的这么一种重大的使命,两会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民意的聚集的制度,这是让所有公众感到焦虑的。
彭晓芸:这就是寻找民意代表的社会进程,当然现在其实两会也越来越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他也担心我的议程设置,你看这个调查,居然98%的社会民意,我跟你之间是不是有鸿沟。
吴强:有落差。
彭晓芸:有没有落差,这个可能是两会现在他的一个议程设置方面最需要,可能最紧迫需要去考量的。
吴强:对。
彭晓芸:你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你能不能化解这些社会焦虑的情绪,因为可能公众,设置包括社会经营也到了一个有点不耐心的阶段。
现在社会焦虑的情绪可能需要各个渠道,各个管道的疏解,因为不仅仅说我在微博上寻找我的赞同者,我的联盟,然后我进行一场,比方说对空气污染我们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一个方面,当然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两会的议题他如何去回应这些问题,他能不能在议程设置上面跟他过去,因为过去有惯性,体制有惯性,他过去会提前就把议程设置好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快速的把这些民意吸纳进来。那现在在互联网时代,有一个公共舆论空间的时代,其实他有条件来吸纳这些东西。
刘戈:其实不光是就我了解,因为我也多年采访过两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比如说政协委员的提案,政协的提案,他很多的提案,比如说像民主党派的提案,是经历过一年,甚至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他们自己的智囊、智库,然后经过长时间的调研而形成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提案,还有很多我们吸纳进来的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领域里面,甚至对一些公共问题都有自己的了解。
彭晓芸:这个可能跟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社会身份,跟他们的来源有关系,不同的人,他可能就是代表着他所在这个群体他们的一些利益的诉求。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一次会议,一个提案肯定不解决问题,他是提出问题,可是后面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其实他是回到了我们叫做社会运动也好,社会进步也好,就是回到了社会中间他需要社会给予他的支持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