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纪兰：用半个多世纪为农民说话【18】

很多记者问她：当初为什么坚持这“六不”？

纪兰称自己是“很微小的一个农民”，她说: “我想呢，中国农民有八亿，我在农民里当一个农民代表，反映农民的问题，这样做是理所应当的。我要当了干部，把户口转到城里，我也就不是农民了，有些农民的问题我也就不了解了。”

“西沟是我受党培养的地方，我是从西沟走到北京，出了国，和毛主席握了手。现在让我离开西沟，我这个劳模还算是劳模吗？”

就这样，纪兰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为农民说话。

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固定了一届五次、每年一次的开会时间。此时当代表再也不是举举手、画画圈那么简单了，必须要真正履行起代表的职责，不但要带上来老百姓的声音，还要自己撰写批评意见和建议。那时50岁的纪兰没念过书，只上过扫盲班。她开始强化学习，听新闻，读报纸，坚持每天看《新闻联播》，她曾一字一句抄写下党的十七大报告。

纪兰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表达诉求的农民，她无一例外耐心接待，认真倾听，但从不“越雷池一步”，坚持按法律、程序行事。她会收下那些材料，但绝不同意以任何方式签名。“我不是法官，不能随便判断。”

对于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官员腐败，她说：“党还是好党，但因为治党不严，那些风气不好的人混了进来，办了坏事、给老百姓造成了冤案。”她说：“作为一个党员，最重要的是先要管好自己。”纪兰从未在村集体报销过一次车票、领过一次出差补助，反而把国家每月给她的生活补贴“赔”进不少。她说：“金钱就像水一样，缺了它会渴死，贪图它会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