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報】中國改革如何進行“頂層設計”？【10】

記者：李克強副總理反復提到“新型城鎮化”戰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將“城鎮化”作為2013年工作的重點。“城鎮化”是否也能夠成為改革的突破口?

夏斌：全球危機后，面對主要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長過程，中國外需減少並趨於常態化，50%左右的高投資已不可能長期持續，因此選擇“更多依靠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拉動”的戰略，無疑是正確的。由此，在前30多年城市化、工業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土地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優化城市空間布局和加大新城鎮建設規模，提高貧窮農民變市民過程中的收入與消費水平，無疑是確保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潛力”、是“歷史機遇”，也確實存在發展的“廣闊空間”。

但是，由此就認為城鎮化是進一步全面改革的“突破口”？我認為很難。目前中國官方公布的城鎮化率已達51%﹔按戶籍人口計算，實際城鎮化率僅35%左右。真正的城鎮化率，重要的不是簡單按哪種口徑計算，而是要看離開土地后的農民，是否真正享受了城市居民“均等化公共服務”的福利，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否真正得到了縮小。

我在2012年7月曾講過，城鎮化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第一，農民要進城。但進城不單是個戶籍改革。解決戶籍的背后，意味農民工要像市民那樣，享受小孩幼兒園、學校、醫院、養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福利。有人測算，一名農民工變市民，財政要掏8萬元，全國2.5億農民工，合計要掏20萬億元。即城鎮化意味著財政要拿出巨筆的錢。

第二，農民工進城后要在城裡住下來。住下來要有住房、要配有自來水、電、氣、道路、排污等設施。即要搞基礎設施建設，又要有錢投資。誰投？若政府資金不夠（基於房地產調控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改革，未來土地收入肯定是明顯減少，肯定不夠），民間資金能否投？政策又如何引導？這又涉及到“新非公36條”怎麼去真正落實的問題。

第三，農民工進城后要長期生活下去。要把妻兒、父母從鄉村接進城，就要有長期的收入。靠什麼？靠就業。全國除少數城鎮有條件去發展重大項目的第二產業投資外，廣大的中小城鎮更多的要靠發展勞動密集型的服務經濟。怎麼發展？靠大型央企靠不住，又主要靠民間資本，靠中小企業，靠稅收、金融等政策引導，靠降低各種投資門檻，取消各種行政管制。一句話，又必須去真心實意的落實“新非公36條”。

因此，實現更高水平的城鎮化率，第一：要解決錢、解決資金的問題，錢哪裡來？第二，中國是一個高儲蓄率國家，資金並不缺，為什麼長期以來資金又到不了該大力發展的中小城鎮的服務經濟中？這涉及到投資門檻等行政管制和有效配置資金的金融、稅收改革問題。第三，在實現擴大內需戰略中，城鎮化過程自然會增加一塊基礎設施投資，但除此之外，主要體現中國消費能力提高的主體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是農村居民消費的3倍。因此客觀地看，“城鎮化”本身並不能完全替代以提高城市居民消費為主體的收入分配改革、產業結構調整等一系列改革內容，以全面體現擴大內需的戰略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