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報】中國改革如何進行“頂層設計”？【2】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提出2013年的六大重要工作之一是“充分利用國際金融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把化解產能過剩矛盾作為工作重點”。為什麼中國產業結構失衡？過剩產能為何積累在第二產業中？

夏斌：就第二產業與服務業關系看，一是稅收不合理，所以目前正在進行“營改增”的稅收改革。二是回到剛才有關居民、政府企業的收入來分析，是由於政府收入增長過快。過去幾年來，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增加，並以此為杠杆，高倍撬動了金融資源，放大了資本投入，所以加快了第二產業的投資。特別是壟斷性央企，分紅比例又極少，更有條件以獨佔的各種優勢，通過不分紅或少分紅，以積累的大量利潤和巨額資本，撬動巨額的信貸資金，並實施多元化經營（包括以國企獨有的壟斷優勢進行大量的非主業投資，獲取利潤，如在地產、金融領域），導致產業結構的重大扭曲。三是與此同時，中國對民營投資服務經濟的限制過多、門檻過高，資金難以進入。四是利率、匯率、資源要素價格改革的滯后，再遇上前幾年不可忽視的外部需求繁榮的刺激，一拍即合，助推了壟斷性、資源性企業更有條件以較低的成本加快擴張。

因此，要想徹底扭轉此局面，解決的措施不可能是單一的。問題直指稅收改革、國退民進、落實“新非公36條”、利率匯率資源等要素價格的改革。

記者：十八大將中國的“歷史機遇”認定為“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大戰方式轉變的新機遇”。明言要建立內需社會，但是為什麼近年來居民消費率逐步下降？

夏斌：的確，近10年來投資、消費、淨出口比例嚴重失衡。其突出表現是，2003年至2011年GDP增長中年均約50%來自投資的推動，消費不足特別是消費中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嚴重偏低。該佔比從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僅為33.8%，竟下滑了12.6個百分點。

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上述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急劇下降，其次是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增強，相當一部分人因擔心社會保障的不穩定，有點積余不敢消費。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估計，兩因素的權重分別佔75%和25%。因此，要建立消費社會，問題直指收入分配改革與社會保障體系改革。

你可以看到，國民經濟運行中的結構矛盾關系錯綜復雜，並不是一一孤立的存在。任何一個扭曲的結構矛盾，純粹出於“問題導向”或者要想單獨予以解決，已是不可能的，隻會貽誤改革良機，“頂層設計”已迫在眉睫。